发布日期：2025-11-24 06:36点击次数：91
声明：本文根据大量史料文献及亲历者回忆整理而成，在保证重大历史事件准确性的前提下，对某些细节做了文学性表达。
“副军长！不能再往里走了！再走就出不来了！”
这声绝望的嘶吼，来自150师师长刘同声。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大部队胜利回撤之际，50军副军长关豁明却固执己见，强令448团孤军深入，放弃大路走小道，试图“扩大战果”。
面对师长的再三血泪劝谏和前线传来的不祥预兆，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为何一意孤行，甚至不惜篡改上报军区的电报？
他一个看似荒唐的决定，最终将这支英雄的部队带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1979年3月5日，当中国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主力部队，在完成了对高平、谅山等战略重镇的毁灭性打击后，开始遵照军委命令，陆续向北回撤时，战争的硝烟并未就此散去。
对于大多数参战部队而言，凯旋的号角已经吹响。
但对于刚刚进入越南境内，接替主力执行掩护任务的第50军150师来说，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这支部队，在当时属于二线部队，装备和人员素质都与一线主力有差距，士兵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刚入伍不久的新兵，甚至还没来得及进行系统的战前训练。
他们的任务，本该是相对“安全”的：在高平地区展开，清剿残敌，搜寻友军失散人员和烈士遗体，确保主力部队安全撤回国境。
这是一个打扫战场、查缺补漏的活儿，虽然也存在风险，但只要稳扎稳打，沿着大部队开辟出的安全通道行动，就不会出大问题。
然而，一个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150师的命运。
他就是50军副军长，关豁明。
1979年3月6日，150师主力抵达高平市。
为了“加强领导”，50军党委决定派遣一个工作组，随150师行动。
这个工作组的规格相当高，由副军长关豁明带队，成员包括副军长刘忠和、副政委侯培聚。
三位军级领导亲临一线，本意是好的，为了让这支经验相对欠缺的部队，在复杂的敌后环境中，能有个主心骨。
可谁也没想到，这个“主心骨”，却成了一把捅向自己的尖刀。
关豁明，1921年生人，吉林出身，是个从抗日烽火中一路打出来的老资格。
论资历，他参加过抗联，打过解放战争，辽沈战役里啃过硬骨头。
论战功，他在朝鲜战场上当过王牌三十八军的团长，指挥过汉江防御战，还组织过颇为凶险的大和岛登陆作战，是个实打实的战将。
回国后，他一路高升，还被选入北京军事学院深造，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员，专门讲授战役战术。
可以说，关豁明无论从实战经验还是军事理论上，都无可挑剔。
1968年调入50军后，他从参谋长干到副军长，在军中威望很高。
这样一个身经百战、履历光鲜的老革命，按理说，指挥一个师执行掩护任务，应该是手到擒来。
但偏偏，就是他，亲手导演了整个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我军最惨重的一次败仗。
工作组一到150师，关豁明便毫不客气地从师长刘同声、政委丰元均手中，接管了部队的最高指挥权。
师指挥部的所有命令，都必须经过工作组的批准才能下达。
刘同声师长，同样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员，对战场有着自己的判断，但在三位军级领导面前，他的话语权被无限削弱。
起初，一切似乎还算顺利。
3月7日，150师下属的448团、449团、450团，按照工作组的部署，开始在高平以西的广大区域内展开清剿。
关豁明大笔一挥，给150师划定了一个东西28公里、南北10公里的巨大矩形区域，要求部队在7天之内，完成对这280平方公里山林的清剿任务。
这个任务范围，对于一个师级单位来说，已经相当庞大了。
448团领到的任务是沿3号乙公路向西，一路推进到打沙、朗登地区，占领公路两侧要点，同时派出分队，像梳子一样，梳理过的每一寸山林。
团长李绍文、政委冯秀，虽然觉得兵力过于分散，但军令如山，只能执行。
部队就这样一头扎进了陌生的亚热带丛林。
越南北部的喀斯特地貌，山高林密，洞穴遍布，道路稀少。
我军使用的地图，很多还是抗法战争时期法国人绘制的，误差极大，很多小路、村庄根本没有标注。
而他们的对手，是化整为零、熟悉地形的越南地方部队和民军。
这些人，前一秒还是穿着黑衣黑裤的普通农民，下一秒就能从草丛里、山洞中掏出AK47，朝你背后射击。
448团的战士们，很多是北方兵，根本不适应这种闷热潮湿的环境和游击战的打法。
他们背着沉重的行囊，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行进，几天下来，非战斗减员就已经不在少数。
3月10日，448团主力抵达班英地区。
一路上，他们遭遇了几次零星的抵抗，都轻松击溃了，还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和粮食。
这些小小的胜利，似乎让关豁明更加坚信，所谓的“残敌”，不过是些不成气候的散兵游勇。
他在师部用红蓝铅笔在地图上比比划划，不断下达新的指令，要求448团继续扩大搜索范围，务必做到“不漏一村，不漏一洞”。
448团的兵力，被进一步分散。
一个团，撒在几十平方公里的山地里，就像一把盐撒进了水里，很快就看不见了。
到了3月11日下午，448团已经深入到了原定任务区域的边缘。
按照计划，清剿任务基本完成，部队应该收拢，准备撤退了。
师长刘同声在师指挥部里，对着地图，眉头紧锁。
他找到了关豁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关副军长，448团已经到达预定位置，我看，是不是可以让他们收拢部队，沿着3号公路原路返回了？大部队都是这么走的，这条路相对安全，我们已经清剿过一遍了。”刘同声的语气很诚恳。
他指着地图上的3号公路，那是一条清晰的红线，是主力部队用鲜血和钢铁碾出来的安全通道。
然而，关豁明只是瞥了一眼地图，便摇了摇头。
他扶了扶自己的老花镜，用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圈，圈住了一片名为“天丰岭”的区域。
“原路返回？那怎么行！”关豁明的声调不高，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同声同志，你看，这片区域，我们还没有走到。军委的命令是彻底清剿，扩大战果！我们走了，万一这里还藏着敌人，他们从背后捅我们一刀怎么办？我们是后卫，要对前面的兄弟部队负责！”
刘同声的心往下一沉，他知道，这位老资格的副军长，又犯了那种“追求完美”的老毛病。
“可是，关副军长，”刘同声试图争辩，“这片天丰岭地区，全是小路，地形非常复杂，地图上都没有标清楚。让部队钻进去，万一遇到情况，相互之间很难支援。而且，我们接到的命令是3月13日要全部撤回国境，时间已经很紧张了。”
“时间紧张，就更要抓紧时间！”关豁明敲了敲桌子，“我看，就这么定了。命令448团，不必沿公路返回，直接从班英地区，经纳嫩、朗姆，穿过天丰岭，向北回撤。沿途继续执行清剿任务，这叫‘撤退中的进攻’，一举两得！”
“这太冒险了！副军长！”刘同声急了，“448团兵力分散，新兵又多，让他们走小路，简直是把他们往虎口里送！”
“什么虎口？我看你是被几声零星的枪声吓破了胆！”关豁明的脸色沉了下来，“刘同声同志，请注意你的态度！我这是以军工作组的名义下达的命令，不是在和你商量！你是师长，你的任务是执行命令，不是质疑命令！”
一番话，说得刘同声哑口无言。
他看着关豁明那张因固执而显得有些涨红的脸，心中涌起一股深深的无力感。
他知道，再争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
在等级森严的军队里，下级服从上级，是铁的纪律。
更何况，对方是手持“尚方宝剑”的军工作组组长。
当天晚上，一份由关豁明以工作组名含糊其辞地签发的命令，通过电波，传到了150师下属的各个团队。
命令内容与关豁明的决定如出一辙：150师各团立即收拢部队，分路向北回撤。
450团继续在北侧清剿；449团从班俊地区沿公路北撤；而448团，则被指定从班英出发，走那条最危险的、穿越天丰岭山区的无名小路。
事实上，就在同一天，负责指挥东线作战的41军前线指挥所，已经预感到了让二线部队执行复杂清剿任务的风险。
他们专门给50军并150师发了一份电报，明确指示：“150师完成任务后，应尽量沿3号公路等主要道路回撤，切勿走小路，以免遭敌伏击。”
这份至关重要的电报，至今无人说得清，究竟是没能及时传达到身处高平山区的150师指挥部，还是传达到了，却被关豁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总之，历史没有如果。
接到命令的448团团长李绍文和政委冯秀，虽然满腹疑虑，但也只能硬着头皮执行。
3月12日一早，448团主力开始从班英地区出发，一头扎进了茫茫的天丰岭。
这支疲惫的队伍，就像一条长蛇，蜿蜒盘行在狭窄、泥泞的山间小道上。
道路两旁，是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和高耸的石灰岩山峰，到处都是天然的伏击阵地。
战士们走在其中，感觉自己像是掉进了绿色的海洋，压抑、闷热，连呼吸都带着潮湿的霉味。
他们不知道，在他们头顶的山林里，在那些黑漆漆的山洞中，无数双淬着毒液的眼睛，正在静静地注视着他们。
越军346师，这个在战争初期被我军主力部队打残的“英雄师”，其残部和大量地方特工、民军，早已在这片区域集结。
他们就像一群耐心的狼，等待着猎物自己走进陷阱。
中午时分，当448团的先头部队——2营，行进到一处名为“那嘎”的谷地时，灾难毫无征兆地降临了。
“哒哒哒！哒哒哒哒！”
“轰！轰隆！”
密集的冲锋枪、高射机枪的怒吼，夹杂着迫击炮弹的爆炸声，如同惊雷一般，从道路两侧的山坡上猛然炸响！
子弹像冰雹一样，劈头盖脸地砸向毫无准备的2营队伍。
走在开阔谷地里的战士们，瞬间就被打懵了。
他们甚至还没看清敌人在哪里，就成片成片地倒在了血泊之中。
队伍瞬间大乱。
新兵们惊慌失措，下意识地寻找掩护，却发现这片该死的谷地，除了几块光秃秃的石头，连棵像样的树都没有。
老兵们则嘶吼着，指挥大家就地卧倒，寻找有利地形进行还击。
“敌袭！敌袭！在两边山上！”
“机枪！压制他们！快！”
“卫生员！卫生员！这边有伤员！”
无线电里，传来2营营长和教导员声嘶力竭的呼叫声。
“团指，团指，我是猛虎，我是猛虎！我营在那嘎地区遭敌优势兵力伏击，伤亡惨重！请求指示！请求支援！”
跟在2营后面的团指挥所，同样陷入了混乱。
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几发迫击炮弹就在指挥所附近爆炸，掀起的泥土劈头盖脸地砸下来。
团长李绍文一把抢过通信员的步话机，对着话筒大吼：“2营坚持住！1营，1营在哪？马上向2营靠拢，从侧翼打上去，把敌人火力点给我敲掉！”
然而，命令下达后，却迟迟没有得到1营的回应。
448团的队伍拉得太长了，前后营之间相隔数公里，中间还隔着好几座山。
在地形复杂的山区，无线电信号时断时续，指挥已经开始失灵。
更致命的是，2营被伏击后，位于队伍最前方的尖刀连——1营1连，非但没有及时回援，反而因为没有接到明确命令，继续闷头向前冲，结果一头扎进了越军另一个更深的口袋阵，很快就与团主力失去了联系。
战机，在混乱和犹豫中，一点点地流逝。
团部这边，李绍文团长心急如焚。
他判断，敌人是有预谋的、大规模的伏击，绝非小股骚扰。
当务之急，是立即收缩部队，集中兵力，边打边撤，尽快脱离这片死亡区域。
他立刻向在安乐地区开设的师指挥所报告了情况，并请求改变行军路线。
电波穿越重重山峦，将前线的危急情况，传到了师长刘同声的耳中。
刘同声听着耳机里传来的激烈枪炮声和李绍文焦急的报告，心一下子揪紧了。
“坏了！果然出事了！”他一拳砸在地图上，对身边的关豁明说：“关副军-长，448团在那嘎被打散了！敌人火力很猛，是有准备的！我建议，立即命令448团停止前进，就地组织防御，收拢失散人员，同时命令449团和师预备队，立刻前往接应！”
然而，关豁明听完报告，却显得异常“镇定”。
他摘下老花镜，慢条斯理地擦了擦，然后看着满脸焦急的刘同声，缓缓地说道：“同声同志，不要慌嘛。打仗哪有不死人的？我看，敌情并没有那么严重，可能就是一股小部队的骚扰。如果现在就后撤，岂不是把我们‘撤退中的进攻’变成了‘进攻中的撤退’？这会动摇军心的！”
刘同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关副军长！这不是骚扰！是一个营！一个整编营被压在谷地里抬不起头！团指挥所都受到攻击了！再不撤，整个团都要陷进去！”
“胡说！”关豁明的声调猛地拔高，眼睛一瞪，“什么叫陷进去？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就是来清剿残敌的！现在敌人自己送上门了，正好给我们一个聚歼他们的机会！传我的命令，给448团回电：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坚决打掉敌人的反扑，继续沿原定路线前进！”
“你……”刘同声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关豁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想不通，这个在军事学院里讲授战役战术的副军长，怎么会做出如此违背基本军事常识的判断？
这是在用战士们的生命，来验证他那个荒唐的“理论”！
命令，还是被不折不扣地发了下去。
接到“只许前进，不许后退”的死命令，前方的448团团长李绍文，差点把步话机给摔了。
“前进？往哪儿进？前面是敌人的火网，后面是断崖，这叫我们去送死吗？！”他在指挥所里咆哮着。
但军令如山，他只能咬着牙，命令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的2营，继续向前突击。
结果可想而知。
2营的战士们，在军官的带领下，发起了数次冲锋，但每一次，都被山顶上倾泻而下的密集火力给打了回来，在阵地前留下一具具年轻的尸体。
到了12日傍晚，2营已经基本丧失了战斗力，幸存的百十号人被死死压制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弹尽粮绝，伤员也得不到救治，只能在痛苦的呻吟中慢慢死去。
团指挥所的情况同样岌岌可危，他们与2营的联系已经中断，自身也数次遭到越军的炮火袭击，被迫不断转移位置。
深夜，李绍文再次用尽最后的力气，向师部发出了求救电报，报告了部队的惨重损失，并第三次请求改变路线，或者就地转入防御，等待救援。
这一次，刘同声没有再征求关豁明的意见。
他直接抓过话筒，对报务员说：“马上给448团回电！我同意他们就地收缩防御，清剿当面之敌，稳住阵脚！另外，命令449团，天亮后立刻沿3号公路南下，接应448团！”
然而，他的话音刚落，一只手就按在了报务员的电键上——
是关豁明。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一尊冰冷的雕像。
“我的命令，还没有撤销。”他看着刘同声，一字一句地说道，“谁让你擅自下令的？41军前指的电报你没看吗？要求我们14号必须撤完！现在才12号，时间还早得很！不要有点困难就叫苦，就想撤退！我看，敌人的进攻已经是强弩之末了，448团再坚持一下，天亮就能突出重围！”
说完，他转向那个已经吓傻了的报务员，冷冷地说道：“告诉448团，我的命令不变。否决师长的意见。”
刘同声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他知道，448团最后的生机，被关豁明亲手掐断了。
13日，战况进一步恶化。
失联了一天多的1营1连，残部逃了回来，带回了几乎全连覆没的噩耗。
而2营和8连，则彻底失去了联系，无线电里一片死寂。
整个448团，建制已经完全被打乱，各营连被分割包围在崇山峻岭之中，各自为战。
山林里，到处都是越军的冷枪冷炮，到处都是神出鬼没的越南特工。
他们像跗骨之蛆，不断地蚕食着这支孤立无援的中国军队。
到了这个时候，即便是再迟钝的人，也知道出大事了。
师指挥部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副军长刘忠和与副政委侯培聚，也觉得关豁明的指挥大有问题，他们私下里找到刘同声，建议无论如何也要把真实情况上报给41军前指，请求战术指导和支援。
刘同声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报，详细说明了448团当面敌情严重、部队失散人员较多、伤亡惨重的情况，请求上级准许150师推迟一天，也就是15日再从安乐地区回撤，以便集中兵力救援448团。
电报写好后，刘同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按规定，送给军工作组组长关豁明审阅。
关豁明拿起电报，看了一遍，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
他没有说话，只是将电报放在了桌子上，用一个茶杯压住，然后就自顾自地继续研究地图，仿佛这件事根本不存在。
刘同声等了半天，不见他有任何批示，忍不住催促道：“关副军长，情况紧急，这份电报是不是可以发了？”
关豁明头也不抬，淡淡地回了一句：“再等等，情况还没完全搞清楚，不要随便向上级报告，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紧张。”
这一“等”，就又是几个小时。
刘同声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
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绑住了手脚的医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病人，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一步步走向死亡。
直到13日深夜，41军前指的电报主动发了过来，询问150师在14日按时回撤有无困难。
这封电报，像一记耳光，狠狠地抽在了关豁明的脸上。
他知道，再也瞒不下去了。
但他依然没有选择坦白。
在巨大的压力和可能承担的责任面前，这位曾经的战将，选择了撒谎和欺骗。
他拿起刘同声起草的那份电报，用笔在上面涂涂改改。
他先是将“部队失散人员较多、伤亡惨重”这样刺眼的字句，改成了含糊其辞的“清剿中，部分人员暂时失散，位置不详”。
然后，他又觉得“请求推迟一天回撤”的措辞太过被动，显得自己指挥无能。
于是，他大笔一挥，在电报的末尾，又画蛇添足地加上了一句：“我部可于明日（14日）按时回撤。”
这份经过他“修改”的电报，内容已经变得自相矛盾，前言不搭后语。
一边说人员失散，估计明天黄昏前难以收拢，请求15日再撤；一边又说，自己可以于14日按时回撤。
但关豁明似乎已经顾不上这些逻辑上的漏洞了。
他把修改后的电报，扔给了刘同声。
“刘师长，你看一下，这样发，怎么样？”
刘同声接过电报，只看了一眼，整个人如遭雷击，浑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了。
他猛地抬起头，死死地盯着关豁明，嘴唇哆嗦着，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关豁明！你……你这是在犯罪！”
他简直无法相信，一个高级指挥员，一个副军长，为了掩盖自己的指挥失误，竟然不惜篡改军情，欺上瞒下！
“什么叫犯罪？”关豁明把笔重重地拍在桌子上，脸色铁青地站了起来，与刘同声怒目而视，“我这是为了稳定军心！为了顾全大局！现在大部队都在撤退，我们150师因为这点小事就拖延，会影响整个战役的部署！你懂不懂？”
“我不懂什么大局！”刘同声也豁出去了，他指着电报上被划掉的“伤亡惨重”几个字，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我只知道，448团几千名官兵，现在正陷在敌人的包围圈里！他们需要救援！需要我们说实话！你把‘人员失散’都删了，上级怎么会知道我们有多困难？怎么会派部队来接应我们？你这是要置他们于死地啊！”
指挥部里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两个对峙的将领身上。
空气仿佛凝固了，紧张得让人窒息。
关豁明脸上的肌肉抽搐了几下，他没有再与刘同声争辩，而是从他手中一把夺过那份修改过的电报，转身递给旁边已经面无人色的报务员。
他的声音不大，却像冰块一样冷硬，带着一种不容抗拒的、毁灭性的决绝：“发。就按我改的这个发。”
报务员的双手在微微颤抖，他求助似的看向师长刘同声。
刘同声的眼中充满了血丝，他张了张嘴，似乎想喊出什么，但最终，只是发出一声近乎绝望的呻吟，身体晃了晃，被身边的副政委侯培聚一把扶住。
关豁明冷冷地瞥了他一眼，补充道：“出了任何问题，我关豁明一个人承担全部责任。”
说完，他便转过身去，重新面对那幅巨大的军事地图，仿佛身后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报务员在死寂中，颤抖着手，按下了电键，那一声声“滴滴答答”的声响，在这一刻，仿佛成了敲响448团命运的丧钟……
这份被篡改的、自相矛盾的电报，最终还是发了出去。
远在后方的41军前指，收到了这份奇怪的电报后，虽然也感到困惑，但看到末尾那句“我部可于明日按时回撤”的保证，便没有再深究。
他们只是简单地回电，同意了150师于15日从安乐地区回撤的请求，但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自然也就没有立即派出主力部队进行强力接应。
宝贵的救援时间，就这样被关豁明一个荒唐的决定，白白地浪费掉了。
而身陷重围的448团，等来的不是救援部队，而是更加疯狂的敌人，和彻底的绝望。
从3月13日到18日，整整六天六夜，448团的残余部队，在那嘎及其南北两侧不到10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遭到了越军346师主力以及地方部队的轮番围攻和伏击。
通讯彻底中断，指挥完全失灵。
战士们以连、排、班为单位，甚至三五个人一组，各自为战。
他们躲在山洞里，藏在灌木丛中，凭借着最后一丝意志，与数倍于己的敌人进行着惨烈的战斗。
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用石头，用牙齿。
粮食吃完了，就吃野草，啃树皮。
伤员得不到救治，在战友的怀里，痛苦地咽下最后一口气。
这是一场现代版的“石达开覆没大渡河”。
一支成建制的英雄部队，就这样，在异国的深山老林里，被一点一点地分割、包围、消灭。
直到3月16日，当150师主力终于排除万难，派出449团和450团的部分兵力，杀进天丰岭地区时，战斗早已结束。
迎接他们的，是死一般寂静的山林，和遍地的狼藉。
烧毁的军车，丢弃的装备，以及一具具已经开始腐烂的我军烈士遗体。
他们中的许多人，还保持着战斗的姿态，怒目圆睁，仿佛在无声地控诉着什么。
经过战后艰难的搜寻和统计，448团的损失情况，最终被确认：
全团共542人失散（后证实为阵亡、被俘或走散）。
其中，壮烈牺牲和伤重不治死亡者，高达323人。
另有219人被俘。
丢失各种枪支407支，其中包括大量班用机枪和狙击步枪。
各型火炮，包括82毫米无后坐力炮、82毫米迫击炮、40毫米火箭筒等，共计丢失24门。
电台、电话机等通讯设备，几乎全部丢失。
这是整个对越自卫还击战期间，我军在单次战斗中，遭受的规模最大、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其损失人数，甚至超过了战争初期，我军在一些关键战役中的伤亡总和。
消息传回国内，举国震动，全军哗然。
军委高层震怒，下令立即成立专案组，彻查此次事件的责任。
作为此次事件的直接责任人，50军副军长关豁明，被立即停职，接受审查。
在审查期间，面对调查组的质询，面对一份份血淋淋的伤亡报告和幸存者的血泪控诉，关豁明终于无法再用“顾全大局”来为自己辩解。
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他承认，是自己的刚愎自用、脱离实际、瞎指挥，导致了448团的覆灭。
他承认，在448团陷入重围后，自己为了推卸责任，为了个人的“面子”，选择了欺上瞒下，错过了最后的救援时机。
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军队，更对不起448团牺牲的那些年轻的战士们……”
然而，再多的忏悔，也换不回那五百多条鲜活的生命。
调查组最终认定，关豁明在指挥150师遂行清剿回撤任务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
他无视战场实际情况，机械地理解“扩大战果”的命令，制定了错误的行军路线。
在部队遭遇伏击、陷入危局后，他又不能正确判断敌情，一再做出错误决策，连续三次否决下级提出的合理建议。
尤其恶劣的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他竟然采取了压制报告、弄虚作假、欺骗上级的恶劣手段，直接导致救援行动被延误，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惨重损失。
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指挥失职罪。
最终，经中央军委批准，关豁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由副军级降为正师级，行政连降三级。
一同被派往150师的军工作组成员，副军长刘忠和、副政委侯培聚，也因未能有效阻止关豁明的错误指挥，负有领导责任，分别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和降职处理。
而那位在关键时刻，敢于站出来据理力争的150师师长刘同声，虽然也因未能阻止悲剧的发生而受到了处分，但他的行为，在战后得到了普遍的肯定和同情。
许多幸存下来的448团官兵，在回忆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都会说：“如果当时听了刘师长的，我们团，就不会败得那么惨……”
448团的悲剧，像一道深深的伤疤，刻在了人民军队的历史上。
它用血的教训，向所有指挥员敲响了警钟：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实际，都不能拿士兵的生命当儿戏。
战场不是军事学院的沙盘，地图上的红蓝铅笔，划掉的可能就是成百上千个年轻的生命和他们背后无数个破碎的家庭。
一个指挥员的“面子”，在战士的生命面前，一文不值。
关豁明，这位曾经战功赫赫的老将，最终以这样一种耻辱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军事生涯。
他的人生，和他亲手葬送的448团一样，成了一出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
而那些长眠在越南北部亚热带丛林中的年轻英魂，则永远地留在了1979年的春天，成为那场战争中，一段最沉痛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