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5-12-05 00:57点击次数：185
军统首脑戴笠的一生充斥着制造冤案的行为，受害者数不胜数，这其中不乏一时风光的知名人士。戴笠亲自监办的“胡蝶诉杨惠敏见财起意案”便是典型案例之一。
1937年的“八一三”战役中，谢晋元带领八百名战士英勇抗击敌人，女童子军杨惠敏独自渡过苏州河向抗日勇士献旗，此举成为美谈。随着新闻报道及不久后电影《八百壮士》的热映，杨惠敏的名声迅速上升，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与此同时，胡蝶被誉为“电影皇后”，她的影片深受观众喜爱，声名远播。如此一位“献旗英雄”和一位“电影皇后”，究竟是如何卷入财产纠纷的呢？
1938年夏日，我国电影制片厂倾力打造了影片《八百壮士》。该片生动描绘了在淞沪“八一三”战役中，肩负保卫上海闸北四行仓库重任的八百勇士，在代理团长谢晋元的英明领导下，誓死如归，孤军奋战的英勇事迹，展现了他们对抗日军的顽强抵抗。影片亦记录了上海各界民众为表达对四行仓库孤军的支援，女童子军杨惠敏勇敢地泅渡苏州河，向八百壮士献上旗帜，以此鼓舞士气。该片作为当时最早直接反映抗日战争的故事片之一，由著名演员陈波儿、袁牧之分别饰演杨惠敏和谢团长，演技精湛，深入人心。
杨惠敏，这位成为英雄传奇人物的少女，自然广为人知，彼时她年仅十八岁。
在20世纪30年代，“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之前，我国电影业主要由商界主导。借鉴西方模式，我们将演员尊称为“明星”，并通过评选“电影皇帝”和“皇后”等活动吸引观众。其中，胡蝶被誉为“电影皇后”，她在“八一三”前于上海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胭脂泪》颇受欢迎。此后，她嫁给了商人潘有声。
胡蝶被誉为“电影皇后”，而杨惠敏则以其“献旗英雄”的称号闻名一时，二者皆曾是那个时代的璀璨明星。然而，如今他们却成为了我们所叙述的这一历史悬案的焦点人物。
01
起初，上海落入日军掌控之际，胡蝶夫妇便与众多文艺界人士一同，从上海迁往香港。当时，负责淞沪难民撤退与救济工作的上海童子军中，一部人前往武汉，另一部人则抵达香港，杨惠敏便是其中一员。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众多港澳同胞再次向内地迁徙。在这期间，上海童子军依旧肩负着护送难民的重任。胡蝶夫妇因衣物行李过于沉重，遂委托杨惠敏设法将它们运送至重庆。而他们则轻装简从，历经艰险，最终安全抵达了陪都重庆。
胡蝶夫妇抵达重庆之后，便依照旧上海码头沿袭已久的“规矩”，前往拜访了同样流亡至此的上海青帮巨头杜月笙，并通过杜月笙的关系，结识了军统局的首脑戴笠。
一日，胡蝶在重庆悠然自得之际，忽接杨惠敏自湖南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告知，其托运的衣物行李在广东东江不幸被盗。胡蝶心下一算，损失之重堪比数十金条，其中不乏价值不菲的珍品，不禁痛心疾首。她向杜老板痛哭流涕，泪如泉涌，几乎无法言语。杜老板见状，安慰道：“别再难过了，不要过于悲伤，我会帮你找戴老板来解决这个问题……”
戴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不仅在政治上极为反动和残忍，其道德败坏、灵魂堕落更达无耻之极，是个不折不扣的衣冠禽兽。尽管他多次在军统大会上宣称“（军统特务）不准结婚，违者论处，我戴某也不能例外”，且其死了老婆后没有“正式”再娶也属事实，但所有军统训练班的女生，只要他看得上的，却是“人皆可妻”，“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受害者大有人在。正如军统老特务许忠五所说：“在上海时，戴就对胡蝶心怀觊觎，只是当时还不敢奢望……”时过境迁，如今的“戴老板”面对胡蝶的求助，岂能轻易放过？他口头上承诺，为取悦胡蝶，也展示自己的权力，不顾一切地命令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派遣人员前往湖南株洲，与当地军统机构合作，将杨惠敏及其情人赵乐天一同押解至重庆。
捕杨解渝是戴笠的第一步棋，同时他又对胡蝶说：“这事儿若是闹大了，你也清楚，杨惠敏非同小可，背景深厚。重庆的上海童子军成员正在四处奔波打探消息。出于对你的安全考虑，我建议你暂且来到我的身边，躲避这场风头，以免意外生变……”如此一来，胡蝶心甘情愿地陷入了这精心设计的陷阱，搬进了位于缫丝厂军统总部的松林坡上的“戴公馆”。自此，胡蝶的身影在社会上销声匿迹，她变成了金丝笼中的“鸟儿”，成为了戴笠满足私欲的“玩物”。
面对这等令人不齿的勾当，戴笠屡次三番地发出“保密”的指令，实则不过是自欺欺人。当杨惠敏被拘捕并押送至重庆之际，本文作者之一、担任重庆《南京晚报》外勤记者的陈兰森（鉴于他同样是上海童子军的一员，故能迅速得知杨惠敏被捕的消息）便撰写了一篇题为《胡蝶衣物遭劫、杨惠敏因疑被捕》的新闻报道，并将其置于报纸第四版的显著位置。一时间，读者争相购买，该报道迅速传遍大街小巷，舆论一片哗然。
经过一天的平静，一伙携带短枪的不请自来者突然造访《南京晚报》，质询社长关于该消息的来源。他们语气强硬地宣称这是“军事机密泄露”，并明确要求报社交出撰写该稿件的人员。报馆负责人决定待调查清楚后再予回复，先行将这伙人送走。随后，他立刻召集陈兰森商讨应对之策，并与稽查处、警察局几位值得信赖的熟人多次探讨，最终想出了一套应对策略：将消息来源归结为“读者投稿”，并伪造了一封带有邮戳的信封，以此回复那些不速之客。如此一来，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波才得以平息。
杨惠敏被囚禁于缫丝厂的渣滓洞看守所，她的住所与胡蝶所居的别墅仅一墙之隔。尽管距离如此之近，却仿佛身处天壤之别：一方升入“天堂”，另一方则跌入“地狱”。然而，他们共同的经历是，均失去了世间最为珍贵的自由。随着《南京晚报》对“续闻”的沉默，其他媒体也纷纷噤声，这两人一时的风云事迹逐渐被山城的人们淡忘。
戴笠的居所位于山顶之上，四周环绕着茂密的松林，是一栋典型的西欧风格平房。其内部设施既现代又完备，后人称之为“戴公祠”，而在解放后则转变为军统特务罪行展览馆。胡蝶在此隐居，鲜少外出，所有行动均需得到戴笠的许可。所谓的“简出”，实则是指她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军统的大本营之内。据知情者回忆，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举办的一次欢送美国特种兵的舞会上，胡蝶曾陪同戴笠出席。当时，她身着一件优雅的长黑缎旗袍，在麦克风前高歌一曲《夜来香》。在这样一场奢华的宴会上，她仿佛成了戴笠的夫人，然而在他人面前，人们依旧以“胡女士”或“胡蝶夫人”称呼她。
有人或许好奇，胡蝶的配偶潘有声近况如何？戴笠出身于上海滩的流氓圈子，自有一套卑鄙的手段。当时，戴笠深受蒋介石的信任，身兼数职，其中之一便是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货运局局长。该局的主要任务是从日本和汪精卫汉奸控制的地区套取物资，包括当时重庆急需的西药、棉纱、布匹、五金、电料、化工原料等，大量是通过军统伪造汪伪政权的“储备券”来换取的。该局规模庞大，潘有声又擅长商场运作，戴笠便设计了一个调虎离山之计，授予潘“货运局专员”的职务，让他负责滇缅边界、湖北三斗坪以及安徽、河南交界的界首等地，从事物资搜集工作。潘尽管在外奔波劳碌，但既享受官职之利又经营生意，大赚了一笔“国难财”，对于胡蝶被戴笠霸占的事情，他也就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因此，有人曾戏称他：“老潘，你这是好运连连啊。”
02
尽管戴笠行事凶狠，他的部下仍不乏直言不讳者。军统的上下级中，有些资深特务深知权谋之道，选择沉默以避嫌疑。然而，年轻特务中对关押杨惠敏的事件多有不平。在军统的厕所中，便出现了讽刺的打油诗：“羊羔无辜入牢狱，蝶藏金屋何其罪？青天在上，请明鉴！”这首诗被军统督察室主任廖华平发现后，廖未能向戴笠汇报，只能暗中派人抹去。但不久，类似的诗篇再次出现：“人间不平事，今日尤多”，“小羊何罪？金屋何在？”这里的“金屋”一语双关，既指“金屋藏娇”的成语，也暗指戴笠的住所，因为戴笠的化名中就有“金水”，文件中常用“金先生指示”。而“羊羔”和“小羊”自然是指年轻的杨惠敏。
军统的监狱和看守所，本身即是秘密监狱，与司法机关概不接触。这些监狱、看守所在军统局内部统一由司法室管理，大致分成三个等级，用特务的语言则称为“进小学”或“进中学”、“进大学”。这种称呼除了是为保密的代名词外，还有两种含意，既反映了被押人员问题的轻重，又划分出这三种关押的时间，小学旧制6年，中学又加6年共为12年，大学当然更长了，甚至很难“毕业”，进了“大学”就意味很难出来了！关押杨惠敏的渣滓洞看守所系“中学”，关押在这里的犯人互称“休养人”。 “休养人”基本上分成两种，一为“政治犯”，包括革命的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国民党内反蒋人士等；另一种为军统内的各种违纪人员，其之间互称“休养同志”；而杨惠敏关押在此，既不属于前一种，又不属于后一类。那时女监只关有三个“休养人”，一个叫“九头鸟”，说是“汉奸”嫌疑；一个是陈济棠反蒋集团的重要关系人，大家喊她“祝小姐”；另外一个就是杨惠敏。
杨身陷囹圄，沉默少语，时常仰望苍穹，长叹不已，满腔悲愤难以抒发。因蒙受不白之冤，这位年方二十的少女显得异常憔悴。
男女两监分管较严，平常是无法碰头的，杨惠敏的情人赵乐天被关在男监。赵是苏州人，上海光华大学毕业，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在香港时为寻靠山，经人介绍参加了军统港澳区任通讯员（情报员之一种，但不属专任人员）。与同监人谈到杨惠敏的问题，赵曾经多次说：“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向香港进攻，我们本来可以向南洋逃走，由于杨爱国心切，不愿离开工作岗位。上海童子军团部迁至重庆，她坚持来重庆。香港被占领后，许多同胞纷纷逃至内地，只顾性命，许多行李都甩掉了。此时杨担任护送难胞的任务，在深圳遇见胡蝶，胡再三要求帮忙运送她的行李。胡蝶行李特别多，我对此事本来就反对，但小杨年轻，过于天真，接受了胡的委托。当时由于英军仓皇撤退，以至深圳、广九路一带，兵荒马乱，秩序很坏，在广东我们又是外乡人，很多事情办起来感到困难，加上沿途散兵游勇很多，兵就是匪，匪就是兵，还有当地强人，我们撤退到东江一带，很多人的行李被劫，岂止胡蝶一人的！一个少女手无寸铁，就是专门来看管胡蝶的行李也保不了险，而杨惠敏奔跑于广九之间抢救难胞，哪有暇去盗卖她的行李？胡蝶早已安全到达重庆，她有什么根据一口咬定是杨惠敏盗劫她的行李呢？更奇怪是‘老板’（指戴笠）如此轻信胡蝶。我对法官说过，我是港区情报人员，我以这个身份来担保杨惠敏是无辜的。更气人的是为什么逮捕我呢？我违犯了哪一条团体（指军统）纪律？”每谈到此，赵乐天总是义愤填膺地说：“什么‘同志’不‘同志’，法官强迫我承认与杨惠敏勾结盗卖，我只能胡说一气，但法官又说我的供述与杨惠敏的不符，从此之后便不再审问、不放人，一直到现在，真是荒谬至极！”
赵乐天始终怀揣着信念，期待着冤案终将真相大白，重获久违的自由。然而，他未曾料到，冤案的昭雪竟变得愈发艰难，这里的自由仿佛遥不可及，除非天崩地裂，方能得以解脱！
与此同时，在另一片天地间，松林坡上的“金屋”亦沦为罪恶的渊薮，其华美的外表下隐藏着放荡不羁的丑恶。那位曾名噪一时的“影后”，在魔王般的手掌中，遭受着蹂躏、操控与羞辱。一场无端的“劫案”降临，让这两位风云人物一同陷入了困境。
03
抗战的胜利终于降临，狱中那些敏感的个体听闻将迎来“大赦”的消息。然而，1946年的元旦已然过去，却依旧未见任何动静，监狱的管理层虽然态度略显和善，但关于大赦的消息却依旧遥不可及。
赵乐天一心一意在寻找着能与杨惠敏见面谈话的机会。恰好春节将至，根据部分“休养人”的要求，狱方勉强答应举办一个“庆祝抗战胜利、欢度春节”的同乐晚会。晚会以唱京戏为主，少不了女角，负责筹备的赵乐天于是乘机推荐杨惠敏（其实杨不会唱京戏），这一对受冤屈的情人终于有了倾诉的机会。俩人一触及到内心的冤屈，杨便说：“我多次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太过屈辱了！这么大的冤屈，至今仍未得到澄清，究竟是什么原因？这样的冤狱，让我无法安心。”她的言辞让赵乐天也泪流满面……说完这些，他们还得练习唱腔，为晚会的节目做准备。杨惠敏的嗓音沙哑，练习时听起来十分刺耳，狱方人员听后不耐烦地出来干涉，这激怒了杨惠敏，她不顾一切地放声大骂，将这几年在监中的怨气全部发泄出来，这就是杨惠敏在集中营中大闹一场的故事。
自那之后，“休养人”们纷纷热议杨惠敏的又一次英勇举动——那场震撼看守所的抗议。与此同时，他们也为杨惠敏感到忧虑，因为不久前，有一位姓陈的“休养人”不幸遭遇了所谓的“密裁”（即秘密处决）。果然，事件发生后不久，一天突然有几名行动人员前来通知杨、赵二人做好“转移”的准备，他们的态度粗暴无礼，气势凌人。
“休养人”都感不妙，赵、杨二人更是不约而同拒绝转移，声称：我们宁愿在此处丧命，也不愿被秘密处决！”然而，几名行动员却不容置辩，迅速将赵、杨二人的双手铐起，强行推上吉普车，扬长而去，留下了一串尘土飞扬的痕迹……
令人惊讶的是，正当众人纷纷猜测杨、赵的命运时，一名狱友意外收到了杨惠敏从故乡寄来的信件。信中提到，她们自被转押至南京后便获得释放，而杨惠敏还透露，赵乐天获释后却抛弃了她，令她倍感心酸。这一连串事件究竟如何？许多好奇者都想揭开谜底。
陈兰森在《南京晚报》报道杨惠敏被捕的新闻后，持续关注此事，直至从一位曾供职于军统司法室的前辈处获得了真相。这位前辈透露，他正是此案的主办者之一。他向陈兰森透露：“杨惠敏的案件早在1943年底就已查清，并已作出结论。胡蝶行李被盗的事实确凿，但并非杨惠敏所为。司法室已签署呈文，请求将其无罪释放，然而批复却迟迟未至。此案由戴笠亲自交办，非其亲自批示不可，而戴笠直至去世，批复仍未下达。后来司法室亦明了，若释放杨惠敏，胡蝶必将远去，戴笠的这一不可见光的丑闻，一旦杨、胡步入社会，必将公之于众。因此，唯一的策略便是将杨惠敏无限期地‘休养’，并将胡蝶‘保护’于‘金丝笼’中。鉴于此，尽管杨惠敏与赵乐天时常渴望重获自由，但这一愿望实在遥不可及。
1946年3月17日，戴笠不幸遭遇意外，司法室随即再度提议释放杨、赵二人。鉴于戴笠的亲信毛人凤担忧，若在重庆释放杨惠敏，恐对戴笠去世后的名誉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他提出将杨惠敏“转移”至南京，并承诺严格保密（即不得泄露集中营的任何信息），待手续完备后，再允许其返回原籍。杨惠敏遂在模糊不清的情况下获释，至于其是否有罪，此事最终亦不了了之。
戴笠罪孽深重，终遭惨烈之死，实乃众人拍手称快之盛事。杨惠敏因此得以重获新生，胡蝶亦挣脱了无形的枷锁，重获自由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