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5-10-25 01:47点击次数：101
谭政，湖南湘乡县人氏，虽历经沙场无数，却始终难掩满身书卷气。自投身国民革命军，成为一名上士文书，至井冈山时期担任毛泽东首任秘书；从协助毛泽东起草《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到制定《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从第一师时期的身先士卒，到抗日战争中完善我军政治工作体系；从东北战场政治工作的显著成效，到横扫西南残余敌匪时的军政融合；从解决建军新阶段诸多问题，到与林彪就“三八作风”展开论战……谭政始终秉持着中华民族“儒将”的风范，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信念毫不动摇。作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开拓者和实践者，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了“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崇高气节。
一、投身革命洪流，毛泽东亲自任命毛泽东为书记官，于井冈山英勇救出罗荣桓。
湖南省的湘乡县，地处青山绿水之间，自古便有“人杰地灵”之美誉。谭政，这位杰出的革命者，于1906年诞生于该县楠竹山村的一个封建家庭。他16岁时，便进入了毛泽东、陈赓等历史名人曾就读过的东山高等小学堂。凭借卓越的学习成绩和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运动的热情，谭政在校期间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
受北伐战争的波及，谭政在高小毕业后，便向同窗兼姻亲陈赓寄去一封信，表达了他投身革命的强烈愿望。彼时，陈赓已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唐生智总指挥部特务营的营长。在陈赓的鼎力支持下，谭政迅速晋升为特务营第2连的上士文书，以及营教导员办公室的准尉书记官。随着湖南“马日事变”的爆发，谭政与陈赓一同抵达武昌，并前往叶挺指挥的第24师司令部留守处。在那里，他们被分派至武昌警卫团3营9连担任文书一职。
在团长卢德铭的率领下，谭政所属的警卫团原计划前往南昌参与南昌起义。然而，由于国民党反动势力封锁了长江口，部队被迫改变路线，转而投身于秋收起义的洪流中。在起义前夕，谭政等人赶制了绣有黄五星和镰刀斧头的旗帜，并剪裁了大量红布作为领带。1927年9月9日，谭政与工农革命军的战士们系上红领带，手持鲜艳的队旗，在总指挥卢德铭和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指挥下，投身于那场伟大的秋收起义。
敌人不过是在我们身后开枪，这算得了什么？我们和敌人一样都是人，都有两只脚。贺龙当初仅凭两把菜刀起家，如今已担任军长，我们如今有两营人马，还有什么不能做到的？我们都是通过暴动走上革命道路的……革命之路充满坎坷，唯有历经挫折与失败，才能最终取得胜利！
在1927年秋季的秋收起义中并肩作战的勇士们，于1937年在延安留下了珍贵的合影。在这张照片中，后排左起第三位是毛泽东同志，第七位是罗荣桓将军，而第八位则是谭政同志。
巍峨的井冈山，见证了我党首块革命根据地的诞生，毛泽东在此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与此同时，谭政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谭政同志先是进入教导队接受军官训练，之后又被分配至政治部，担任宣传队分队长。他率领六名宣传队员，在茶陵、遂川、吉安等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革命运动。不久，毛泽东亲自挑选，将这位长期从事文书和宣传工作、颇有书生气质的谭政同志调至前委，并任命他为前委的“书记官”。谭政同志凭借其深厚的古文功底和工整的书法，成为了毛泽东同志的首位秘书。
置身于毛泽东的身边，谭政得以近距离地向他学习，对毛泽东的建军原则、建军宗旨以及政治工作方针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他曾与毛泽覃一同率领一个营和赤卫队，严格遵守毛泽东的政治工作方法，积极广泛地宣传和动员群众。在遂川的草林圩，他们成功地将那些被地主豪绅藏匿在夹墙中的财物取出，分发给贫苦民众。1928年4月，朱德和毛泽东两支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共同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谭政随后被任命为该军第31团的党委秘书。在此期间，谭政结识了罗荣桓，两位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共同投身于政治工作，由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29年3月，红4军进行了整编，原第31团被改编为第3纵队，而谭政则继续担任该纵队的秘书。到了9月中旬，谭政所属的第3纵队在朱德的指挥下，投身于攻克上杭的战役，并主动向广东的梅县和蕉岭等地发起了攻势。进入10月底，红4军决策再度发起对梅县的攻击，并指定谭政所在的第3纵队作为主攻力量。在纵队党代表罗荣桓的带领下，第3纵队一度攻入城门，直冲至大街之上。然而，敌军凭借街道两侧的楼房，利用机枪和手榴弹封锁了街道，与红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红军伤亡超过200人，朱德迅速下令红军撤出战斗。
1929年6月19日，红四军在历经三战龙岩并取得辉煌胜利之际，毛泽东（居中左三）、陈毅（居中左四）、谭政（居中左二）、朱良才（居中左一）合影留念于龙岩城内。
战况愈演愈烈，谭政突感心头一紧，目睹指挥部队顽强抵御敌军的罗荣桓轰然倒地。他不顾枪林弹雨的威胁，立刻冲回罗荣桓的身旁。定睛一看，子弹洞穿了罗荣桓的腰部，他已陷入昏迷，躺在血泊之中。谭政再次冒着生命之危，将罗荣桓背至一处隐蔽处。随后，他与一位连队文书从村民家中借来一块木板，两人一前一后，小心翼翼地将罗荣桓抬离险境，紧随大部队的脚步。罗荣桓苏醒之际，感动地感慨道：“哦，原来是我两位‘师爷’在抬着我啊！”
二、笔耕不辍，于反“围剿”战火中鼓舞士气，于生命边缘开拓前行
中国的国情与马克思的诞生地——西欧，以及列宁的故乡——俄国存在显著差异。我国革命战争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这一历史背景决定了我们的军队必须具备鲜明的中国特色，并适应我国的特殊国情，从而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这支军队不仅肩负着战斗的使命，还需拥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并拥有其独特的生命线——政治工作。谭政通过撰写著作，成为了红军早期政治工作领域的先行者。
在经历“八月失败”的挫折后，毛泽东针对党内对“红旗能否持久”的疑虑，着手起草了《决议案》。这份文件针对当时红军内部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文字打磨和稿件修订的过程中，毛泽东多次修改，每次修改都由谭政重新抄写。最终，这份文件演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1月，毛泽东向党中央提交了一份全面总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经验的长篇报告。谭政在报告中发挥了辅助作用，协助毛泽东完成起草工作。报告的撰写和定稿过程耗时较长，地点也不固定。毛泽东在部队驻扎后便夜以继日地撰写，谭政则负责连续数日不间断地誊抄。最终，谭政完成了两套定稿，一套送往湖南省委转交中央，另一套送往江西省委转交中央。在这一过程中，谭政不仅完成了抄写任务，更是深入理解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
1929年12月29日，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在上杭的古田村召开。在此次会议上，与会者审议并批准了毛泽东所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草案》。古田会议明确了工农红军的建军方向与根本原则。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谭政亦莅临本次大会，不仅参与了《古田会议决议草案》的讨论，更深入领悟了毛泽东所提出的一系列关于人民军队建军的核心理念。
1930年谭政
1930年6月，红4军以第3纵队为基石，扩编成立了红12军，谭政同志荣升为红12军政治部主任，并兼任教导大队的党代表。随后，红12军与红22军合并，谭政同志继续担任红22军政治部主任一职。在此岗位上，谭政同志充分发挥了其政治工作的专长。他随红22军参与了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在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中，谭政同志不仅以身作则，展现了政治工作者应有的先锋模范作用，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深入部队开展政治动员和宣传。即便部队连续作战，身心疲惫，损耗伤亡严重，但战斗意志始终高昂。
1933年6月，红22军与红1军团再度合并，军级编制随之撤销，转而升级为直属师。在此期间，谭政先后担任红1军团第1师的政治部主任、代理政治委员及政治委员。自1933年12月至1934年4月，红1师在兴国的五都、丁毛山、鸡公山、凤翔峰等地，与国民党数万大军进行了连续的激烈交锋。谭政与师长李聚奎携手并肩，形成了一对默契的黄金搭档。在作战指挥上，他们配合无间；在政治工作及群众纪律等方面，他们相互扶持。李聚奎身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将领，专注于军事指挥与作战；而谭政则以其文才横溢，负责战斗中的政治工作以及维护群众纪律等事务。
1934年9月，谭政与师长李聚奎受命，率领第1师奔赴兴国西北的高兴圩与狮子岭，在“保卫兴国”的口号指引下，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阵地战。此役持续时间漫长，战斗之艰苦与残酷，令人难以忘怀。鉴于此次作战旨在守护江西兴国苏区，加之群众工作细致入微，赢得了当地人民的热烈支持。战场上，全副武装的赤少队高呼口号，妇女们吟唱山歌，政府代表发表演讲，更有无数群众冒着枪林弹雨，为红军战士送去水与食物，极大地提振了战士们的士气。在战斗最为激烈之际，谭政率领数名政工干部亲临前线，带头冲锋陷阵。面对国民党军周浑元部三个师以及十余架飞机的轮番轰炸，数十门火炮的猛烈轰击，他们表现出了英勇顽强和机智勇敢。战场上尘土飞扬，烟火弥漫，数十米内视线模糊，甚至难以睁开双眼。炮火的猛烈程度，堪称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之最，仅高兴圩阵地就遭受数千发炮弹和炸弹的袭击。
凭借有力的政治工作支撑，红1师的战士们，凭借坚定的信念和卓越的革命精神，在高兴圩坚守了一个多月。即便是在战况极为惨烈的境况下，谭政仍成功撰写了《新田夜间战斗政治工作》和《高兴圩以北战斗政治工作》等详实的情况报告。这些报告对于红军早期政治工作的创立与进步，作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
在高兴圩战役落幕之际，红一方面军果断启动战略撤退，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红1师光荣地肩负起长征途中的开路先锋重任。
在潇水河西岸的防守战中，面对渡江而来的敌军，他们毫不畏惧，毫无退缩，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将所有登陆之敌全部消灭于阵地前沿。谭政亦充分发挥了他“书生”的特长，在《红星报》上发表了关于红1师激战湘江，抵抗《最后的一道封锁线》的通讯报道。
遵义会议结束后，谭政被委以重任，担任整编后的红1师政治部主任，随同这支部队英勇奋进，历经一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艰苦征程。在攀登被誉为“神仙山”的夹金山时，谭政率先对部队进行了过雪山的政治鼓舞，一时间，“翻越夹金山，气死活神仙”，“征服大雪山，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口号声，在山谷间回响。进入藏族农牧区后，谭政首先对部队进行了严明纪律的教育，强调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部队采摘群众豌豆苗时，他不仅要求大家在地头放置钱财以补偿群众损失，还在田边竖起木板进行说明。由于严格执行民族政策，他们在藏区得到了藏民们最高规格的接待——品尝藏巴团子。谭政因长期以野菜、草根为食，一次竟吃下了七八个藏巴团子。
1936年，谭政置身于陕北保安（现今的志丹县）红军大学的校园之中。
1936年12月，毛泽东挥笔著就《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该文凝聚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关于军事问题激烈争论的精华。毛泽东曾坦言，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文章中关于政治工作等方面未能尽述。然而，政治工作作为军队建设和战斗力提升的关键因素，始终是我军的生命之源。尽管毛泽东并未对政治工作作出系统的结论与总结，但谭政于1936年3月，将他的《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呈报中央，无疑是在政治工作领域填补了空白，开辟了新的道路。
谭政的《意见》凝聚了他十多年在红军征战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对于红军政治工作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意见》一文中，谭政首先探讨了政治工作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密切联系。他指出，党的工作构成了政治工作的根基，而政治工作则应当依托党的组织机构展开，确保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指导体系实现无缝对接。据此，党的各项决策均需借助政治机关及支部党团的力量得以贯彻落实。同时，他坚决抵制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尤其是在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更为复杂的抗日战争时期，任何思想上的堕落和腐化倾向。
在《意见》中，谭政鲜明地提出了一项原则：无论红军如何在新形势下调整其组织结构，都必须确保党在组织和思想层面上的绝对领导地位。针对政治工作与军事技术战术之间的关联，谭政在《意见》中提供了详尽且富有洞察力的解答。
1936年，在延安革命圣地，从左至右依次是杜义德、傅钟、莫文骅、罗荣桓、刘亚楼、谭政。
谭政的《意见》凝聚了他自投身革命以来对政治工作深入研究的成果。毛泽东、朱德、罗荣桓等领导人对这部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赞誉。有一次，一位中央领导以幽默的方式询问谭政：“谭政同志，若给你十发子弹，你能否全部击中十个移动的敌人？”谭政回应道：“对于静止的目标或许能接近满分，但对于动态的目标则毫无把握。”领导接着说：“那么，你就放下枪械，专心致志地运用你的笔。你的笔一旦发挥出威力，其战斗力将无法估量。”
三、继往开来，于抗日烽烟中谱写出军民同心的胜利赞歌，在东北战场的硝烟弥漫中，激发着军心士气，鼓舞斗志。
在关乎民族存亡的抗日烽火中，谭政展现出了满腔书生意气，他那神奇的笔触与卓越的政治工作能力，发挥了不可估量的神奇作用，共同谱写了军民携手共进、胜利的壮丽乐章。1936年6月，谭政进入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西安事变爆发之际，他以出色的表现顺利毕业，随后被任命为红军后方政治部的组织部长。至1937年7月，他晋升为后方政治部主任。不久后，中央军委成立总政治部，毛泽东亲自兼任主任，谭政亦随之升任副主任。
1937年11月12日，我党以“总政治部兼主任毛泽东、副主任谭政”的名义发布政治指令，明确指出：“……当前抗战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为确保党对红军（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地位，巩固党在红军（八路军）中的影响力，以争取抗战的最终胜利，特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并将政训处更名为政治处（部），恢复其原有称谓。”随后，谭政同志着手起草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此举不仅从体制机制上确保了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更提供了具体可行的方法与措施。
我军的政治工作必须认识到，在敌人全力进攻之际，我们可能面临重大牺牲和意想不到的困难，战士们的情绪也可能出现波动和变化。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政治工作必须发挥决定性作用，稳固部队的情绪、勇气和坚定信念，激发战胜敌人的顽强斗志和胜利的信心。
在雄浑壮阔的抗日烽火中，谭政虽然亲自指挥部队攻坚克难的实例不多，但他却站在一个更为高远的视角，在另一个战场施展才华。凭借其锐利的政治洞察力，他运用独特的策略，鼓舞和凝聚了广大的抗日民众与军队，极大地提升了战斗力，共同谱写了一曲军民团结的胜利赞歌。1943年，谭政被任命为陕甘宁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次年又兼任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他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委派，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成为我军政治工作领域的又一重要历史文献。
黄克诚、谭政、聂荣臻、萧华、罗荣桓、刘亚楼、高岗以及林彪。
报告以坦诚的语言直截了当地阐述：通过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对军队进行教育，以人民革命的精神熏陶军队，从而使革命军队内部达成一致，并与革命的人民、革命政府保持一致，确保革命军队无条件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此举旨在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并开展瓦解敌军、协同友军的工作，以实现团结自身、
战胜敌人、解放民族与人民的崇高目标。这正是我们人民军队与其他军队的根本区别所在。
报告不仅作为八路军、新四军连级以上干部整风的指导文件和常规教材，独特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的诸多问题，而且普遍地解决了我党在历史经验、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众多难题。结合抗日战争时期谭政所发表的其他文章，它们犹如熊熊烈火在官兵胸中燃烧，亦似锐利的匕首直刺敌人心脏。谭政的报告，为八路军、新四军的思想建设与政治工作，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开辟了全新的局面。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后，我党即刻向全党敲响了内战危险的警钟，并确立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1946年伊始，东北人民自治军更名为东北民主联军，谭政同志被任命为该联军（东北野战军）的政治部主任。面对创建东北根据地的重重困难，谭政同志连续撰写指示，强调部队必须严格执行新区的各项政策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指示对于我军进驻东北、创建稳固的根据地、拓展解放区、对国民党控制的铁路沿线及城镇发起进攻，均发挥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东北野战军的政治工作，在确保作战任务圆满完成的过程中，展现出了难以匹敌的巨大作用。1947年的冬季攻势作战期间，部队在摄氏零下三十度的极寒环境中，迎着冰霜，冒着寒风，面对饥饿与寒冷，却始终保持了高昂的士气，并在战斗中愈发坚韧。在这长达九十天的冬季攻势中，我军共歼灭敌军9个师，15万余人，俘虏敌军10万余人，并攻克城镇21座。
李克农、毛泽东本人、谭政、黄火青以及甘泗淇。
辽沈战役胜利告捷后，东北野战军下辖的10个纵队及特种兵部队共计80万大军，未及休整便展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华北大进军。谭政同志及野战军政治部全面展开政治工作，极大地激发了战士们的斗志。在“打进关里去，解放全中国”、“到北平、天津欢度佳节”的口号激励下，战士们如同疾风劲草，勇猛精进，势如破竹，先后从喜峰口、冷口等地突破长城防线。在短短一个月内，他们便抵达了平津地区，并迅速对敌人实施了分割与包围。
围困天津之际，谭政迅速提出“首战必胜，进军关中”的战斗口号，并激励部队努力打造一支战斗力强、团结协作、纪律严明的“三好”战斗连队。在攻城前夕，他亲临一线，广泛开展动员与思想政治教育，及时提出“军事与政治双管齐下”、“秋毫无犯，原样不动”的口号。这些举措对于攻克天津这座兼具现代防御设施和华北商业重镇特点的大都市，确保天津战后的稳定，以及展现我军严明的纪律作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949年12月，谭政被任命为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彼时，白崇禧的残余势力与云、贵、川、黔地区的残匪相互勾结，凭借山脉绵延、河流交错等复杂地形，利用多民族聚居地的矛盾，继续在中南地区与人民为敌。谭政针对这一地区的具体状况，明确要求部队坚决执行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策略，旨在赢得民心，最大限度地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得益于政策的正确和措施的有力，中南地区迅速肃清了国民党残余势力及土匪。
四、秉持刚正不阿之志，敢于大胆地质疑“三八作风”，林彪坚信“存在一个隐秘的圈套”。
自全国解放以来，大规模且频繁的作战已不复存在，然而随之而来的战后和平氛围，却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意志。谭政对此状况给予了高度关注。他深觉，此类问题虽在干部战士中均有体现，但主要集中在干部层面；虽党内党外均有存在，但主要在党内。因此，谭政提出要加强部队各级党委的思想建设，并对连队党支部进行整顿。1953年6月，在西南军区召开的支部工作会议上，谭政以《关于整理党的支部工作问题》为题，进行了总结报告，重点强调了要把握“两个环子”，即强化党内团结和党群团结。他坚信，只要抓住了这两个关键点，问题便能得以解决，支部工作质量将得到提升，支部在战斗中的堡垒作用、团结的核心地位以及在完成任务中的保障功能也将得以充分发挥。
1954年10月，谭政被调至北京，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一职，协助主任罗荣桓同志负责总政治部的日常事务。置身于新环境，尤其是军队建设迈入新阶段之际，谭政同志主动引领改革，亲自参与或领导了部队逐步推行的义务兵役制、军衔制、军官薪金制，以及为战争时期立下赫赫战功的同志们颁发勋章、奖章等事宜。到了1955年9月，谭政同志荣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以及一级解放勋章。
1960年，谭政（前排右三）出席了军委的扩大会议。
随着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人民解放军构建了全新的领导架构，并于1955年年底正式成立了八个总部。在1956年举行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谭政就“建军新阶段中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基于现代战争中技术条件日益凸显的重要性，突出了人的主体作用。同时，他强调必须加强部队内部的团结，传承民主精神，激发官兵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从而显著提升战斗力。谭政的此次发言被收录进“八大”文件汇编中，并被中央军委视为建军的重要文件，下发至全军各部队。同年年底，谭政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全面负责全军的政治工作。
1959年的庐山会议及其后续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黄克诚等人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此后，林彪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并兼管军委的日常工作。林彪上任伊始，便迫切地寻求掌控总政治部这一由中央直接领导、负责全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关键机构。虽然谭政与林彪有过长时间的共事经历，但谭政与罗荣桓的关系却更为紧密。林彪与罗荣桓在军队的思想建设上曾存在分歧，因此他对由谭政负责的总政治部持有不信任的态度。
“这样的概括似乎不够恰当，若以‘三八’来称呼作风，恐与‘三八’妇女节相混，易引起误解，且显得不够庄重。”谭政随即对林彪提出的“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进行了修正，将其改为毛泽东最初提出的“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并将这一修改建议上报给了毛泽东。
林彪闻讯后，怒不可遏，质问谭政：“你清楚政治机关与党委之间的联系吗？”谭政，一位书卷气浓且刚正不阿的官员，面对林彪的傲慢指令，借口前往部队“开展调查研究”。在林彪的持续施压下，总政治部于1960年5月发布了《关于开展培养三八作风运动的指示》。然而，林彪并未就此罢休，他决心彻底解决谭政及总政治部的问题。在4月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不久，他又提议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专门就政治思想工作议题进行讨论。
正当谭政全神贯注地着手撰写《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之时，林彪却发表了这样的言论：“正确与错误的东西往往如此，你不主动攻击它，它便会主动攻击你；你不主动出击，它便会主动出击；你不主动反它，它便会主动反你。”此番话语，锋芒直指谭政。会议即将开启的前夜，在军委常委会议上，林彪再次旧事重提，对总政治部未能紧随其后的“三八作风”，转而投身于系统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教育及文化学习，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称其为“方向偏差”。实际上，早在一个月前的上海会议上，林彪还对全军政治工作给予了高度赞扬，然而半年之余，却变成了“方向偏差”。
1955年二月，谭政将军与其夫人及子女共同留下了温馨的合影。
此报告虽由我起草，经毛主席修改，但最终在大会上以我的名义宣读并发表，是中央经过讨论作出的决定，绝非我一人所能随意为之！
经过二十余日的批判与揭露，谭政遭受指责，被认为在彭德怀主掌军委期间，与彭保持所谓的“和平共处”；在“反彭黄运动”中，其态度显得模糊不清，既未发言，亦无积极表现。同时，他被指称总政治部内部存在一个隐秘的小圈子。谭政被控与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秘书长白文华、解放军报社总编欧阳文等人共同从事反党活动。在宣称总政治部已近乎成为一个独立王国之际，谭政被剥夺了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并遭受降职至副主任，以及行政级别降两级的处分。
五、人生无悔，纵使无缘无故身陷囹圄，亦始终坚定信念，鲜明旗帜，紧随党的步伐。
面对无端指责，谭政心中充满了委屈。然而，他很快便将这份不快抛诸脑后，重新焕发出对工作的无限热情。在他55岁那年，他遵从老战友罗荣桓的建议，深入基层，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从边防哨所、马场到军工厂，再到兵站、汽车修理厂以及基层连队，无不留下了他深入调查的足迹。每次调研结束后，他都会及时以书面形式向军委及总政治部党委进行汇报。
1955年11月，谭政（右侧）莅临旅大抗登陆军事演习的观礼台上。
1964年，谭政冒着酷暑，带病考察了浙江沿海及岛屿民兵政治工作，并充分发挥了他“书生”的优点，很快写出了《东南沿海民兵工作考察报告》。报告非常有见地地提出了民兵工作必须充分依靠地方党委等“三依靠”的意见。让谭政再次感到失望的是，这一报告居然又成了他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证”。原因就是毛泽东曾提出过民兵工作的“三落实”。
谭政并未因一时的成果而停下脚步，他持续秉持着党的实事求是精神，深入基层进行实地考察。在九江总后勤部管辖的一家军工厂，他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经过约半年的努力，他协助整顿了工厂，并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份详尽的蹲点调查报告。然而，最终谭政与彭德怀一同前往三线，黄克诚则赴山西省担任副省长，他本人也前往福建省担任副省长。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际，林彪反党集团成员邱会作指使福州军区卫生学校的“革字派”学生，擅自闯入谭政住所，毫无理由地将谭政拘押至北京，予以监禁。紧接着，全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及院校中，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谭政等众多知名将领，纷纷被推上批斗的舞台。他们在批斗过程中，不仅遭受了拳打脚踢、辱骂侮辱，甚至还要承受“喷气式”的折磨。在一场场大规模的批斗之后，谭政再次无缘无故地被投入监狱，身心遭受极大的摧残。甚至连那些曾与谭政一同深入基层工作的员工，包括谭政的秘书在内，也无一例外地受到牵连，被关押、审查，甚至遭受流放之苦。
在一次不经意的提问中，毛泽东询问：“谭政现在何处？”这一问使得谭政得以从牢狱中获释，而那时他已经身陷囹圄长达九年。1975年8月，在邓小平与叶剑英的关照下，谭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并为其遭受的政治打压进行了平反。重返工作岗位后，尽管身体虚弱，谭政依然坚持深入边防海岛，探望一线的战士们，了解部队生活，展现了共产党员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追求。
“这是我的作品，即使不是我的，我也绝不会窃取他人成果。中央书记处会议确定的文件名称，个人无权擅自更改。”对此，几位总政治部资深同志亦认为处理不公，遂联名向军委提交报告，请求恢复谭政同志的署名。直至1983年，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正式下令恢复谭政的原创署名，并重新印发该报告。1988年7月，谭政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同年11月6日，谭政在北京去世。
“您在人民军队政治工作领域的贡献，您对革命事业的功勋，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长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