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继贤：回顾在陕县国民兵团一年

引子

＃本文摘自《陕西党史资料丛书》（十七）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1991年7月)。作者尤继贤，原标题《回顾在陕县国民兵团一年》

尤继贤，河南陕县人，1933年参加十七路军，曾任区队长、连长、营长。193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十七师起义后，历任师参谋处长、参谋长，豫西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十五军参谋长，第七、第三军医大学副校长，后勤学院副教育长。

正文

1944年2月，蒋介石将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调到胡宗南管辖的第三集团军当空头总司令，并以积极反共的张耀明担任三十八军军长。张到三十八军本是要大肆整肃的，但由于日军向中原进攻，他还需要拿这支部队去顶一下，没有来得及立即下手。5月，部队撤到河南洛宁地区驻防时，就开始了整肃。

我原来在十七师当参谋主任，在中原战役期间，由于十七师五十团在韩城镇阻击日军装甲部队的进攻中损失惨重，剩下的四个连，编成一个营，调我去当营长。那时，我营驻扎在离军部（范里镇附近的涧底村）15里的一个村庄里。在一次紧急集合中，我营迟到了5分钟，我被张耀明罚站在讲台上，当众凌辱，并撤了我的营长职务。这样一来，我曾经流血流汗、战斗工作多年的这支部队，顿时竟使我无容身之地，怎么办？当晚我即去找四十九团三营长李森，他是三十八军党组织负责人。我和李森连续谈了几个晚上，曾考虑组织部队就地起义，拉到巩县、洛阳一带打游击，创造一块抗日根据地。但没有一点经费，而且力量过于单薄，号召力不大。李森要我去找新三十五师师长孔从周。因为据李森了解，孔对张耀明肆意打击迫害原十七路军干部，妄图一口吃掉这支部队的做法非常愤慨，正在寻求赖以生存的对策。不久前，孔曾向八路军河南军区第二军分区送过一批弹药，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李森要我找孔的意思，是想请孔支持我就地起义。我见孔后，陈述了我的上述看法和打算。孔对组织部队起义表示同意，而且设想的规模很大，主张策划十七师、新三十五师、一七七师同时起义，这样，力量比较雄厚，有号召力，影响也大。不过，这样大规模的起义行动，必须与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共商后才能定夺。此时，孙正在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需等孙回部后商量。我很快折回到李森处，向他汇报了孔的意图。李森认为，三十八军党组织既受陕西省委领导，还要听中央的指挥。这样大规模的起义行动，必须报告党中央，斟酌全局形势，才能决定。因此，以起义行动解决我的去向和工作，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我又向李提出回家打游击的设想。我是河南陕县人。当时，陕县已被日军占领，国民党的县政府流亡到洛宁县上戈镇的羊市沟。小南川在陕县县城以南，是通向豫西解放区的必由之路，也是三十八军将来起义进入解放区的必经之地，地势比较重要。我有一个弟弟尤佐贤，在小南川教书多年，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也有些社会关系可以利用。我当时回去抗日，保卫家乡，也名正言顺。经这样分析以后，李森当即决定，就以我回县打游击作为我行动的基本方案。

我告别李森，到了西安，见了原三十八军工委书记蒙定军，汇报了我被张耀明撤职和李森的决定。蒙表示同意李森的意见，要我很好地计划一下，并对家庭作妥善安排。我向蒙提出，请党组织给我派政工干部掌舵。蒙说暂无适当人选，容后再派。我回家作了安顿，就返回前方。先到洛宁县上戈镇我弟弟尤佐贤那里住下，进一步了解情况。经调查，发现当地情况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在那里打游击是有许多困难的。小南川是个保，有六七百条枪在农民手里，但都被地主控制。刘家村有个地主马成堂，店子有个地主任高峰，他们利用宗族关系，对分散在农民手里的枪支，控制得很严。还有两个保安团，是日军占领后由土匪武装改编的，由陕县县长阎芝兰（后为张世俊）直接掌握，我孤身一人，很难插进去。因此，我原来想的回家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活动这一方案告吹了。于是，我赶紧又去找李森汇报了这一新情况。李听后，也感到回乡打游击这一方案难以实现。又经反复研究，决定通过孔从周师长的关系，打入当地的国民兵团，谋取一个职位，隐蔽下来，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因为在孔的防区内，有个欧阳专员，他管辖陕县、灵宝、阌乡、卢氏四个县，与孔有工作上的联系，我们想请孔向欧阳推荐，为我在国民兵团安排个职务。当时，陕县国民兵团是个空架子，下面没有部队，阎芝兰县长兼团长，欧阳专员和阎县长都想扩大武装，估计像我这样有战斗经验，又能训练部队的校级军官，他们是需要的。于是，我去找孔师长谈了这一想法，孔慨然允诺。过了些时，孔告诉我，已经和欧阳专员谈了，他表示欢迎我去当陕县国民兵团副团长。我与李森分别时，他明确地给了我三项任务：一，控制陕县南山孔道；二，与豫西解放区沟通联系；三，积蓄力量，策应三十八军起义，并提供起义部队进入解放区的跳板。

1944年秋，我向陕县南山进发。骑着一匹老马，只带一个通信员和一支手枪、一支步枪，但内心很充实，我是为实现党所指明的重要应变计划而去工作的。到了洛宁县上戈镇羊市沟，先找到国民党陕县县政府主任秘书李宝丰，向他说明来意。因为欧阳专员事先给李打过招呼，他以为我是有来头的，初次见面，亲热中带着几分逢迎。随后，李到处吹：“尤继贤营长都不干了，回家乡打游击，保卫家乡来了。”我觉得这样的风声传出去，有利于我以后开展工作，也就没有表示谦逊。过了十几天，欧阳专员来到陕县刘家村开会，李秘书介绍我与欧阳专员见面。由于我是孔师长推荐来的，欧阳专员还专门安排一次接见。他把县长阎芝兰、两个保安团长（霍俊发、牛普）都找来了。李秘书介绍我以后，欧阳表示欢迎，他说：“欢迎您回来抗日，保卫家乡。陕县国民兵团现在没有人，阎县长兼团长，您去当副团长。您军事上有经验，希望您协助阎县长把国民兵团抓起来。”这样，我得到一个正式的合法职务，有了开展工作的立足点。后来，又通过李秘书的介绍，我结识了马成堂和任高峰。

根据欧阳专员和阎县长的意图，我把马成堂和任高峰掌握的两支武装（各有二三百支枪），分别编为陕县国民兵团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他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和相互利用的关系，对我这个外来的家乡人，自然存有戒心。不过，他们认为我来路不小，军事上又有经验，也有借助之处，因此，对我也表现了共处的热情。我为了立足生根，更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也在一定程度上投其所好，与他们厮混。他们对国民党嫡系满腹牢骚，对我在三十八军被无故撤销营长职务表示同情。

但是，要开展党的工作，依靠这些地主武装是不行的，必须建立自己的基本队伍。因此，我考虑成立国民兵团团部、筹组基干力量。团部设在哪里？必须慎重考虑。它既不能与马、任的两个大队相距太远，又要便于我开展工作，两者都要照顾到。刘家村附近有个南圪塔，地形险要，攻守两利，这里的保长×××，为人义气，又相当糊涂，故决心在这里建点。经过一番周旋，我与他弄熟了。

1945年2月，李森把原在三十八军工作的共产党员王伯钤、袁钰、史云龙、李吉昌、雷垒、李季、唐增荣、张桂丛等介绍到我这里，作为组成团部机关和两个中队的骨干。我让王伯铃任团附，李吉昌任参谋。另外又物色几个干部，其中吴明任参谋，李居珍任粮秣员。他们都是陕县人，吴还住过国民党的军官学校，都熟悉当地情况。我还争取了保安团的一个中队长莫增玉来当警卫中队队长，王登云、侯显光任副中队长，他们都是原三十八军特务连的班长，我的老部下。还吸收一批原十七师、新三十五师、三十八军特务连的老班长、老战士，作为中队的骨干，并招收一批青年。这样，团部机关和两个中队的力量逐渐组织起来了。袁钰和史云龙专门担任我处同上级党组织和三十八军之间的交通联络工作。在武器装备方面，得到了原三十八军党内外同志的大力支持，李森营长、孔从周师长、李维民代师长各赠机枪一挺，手枪十余支。刘威诚团长、陈居莘营长各赠一部分步枪和弹药。

国民兵团的三挺机枪，与正规部队比起来，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陕县的几支地方部队中，几乎成了王牌。他们在背后谈论着我有办法，因此对我就刮目相待，而我也就站稳脚了。从此，我掌握了开展党的工作的主动权。我把小南川附近的山头，编为若干游击区，每两至三个山头配置一个游击小组。我有两个中队的基干力量和几挺机枪，对他们那些散漫的地方武装，有着相当的威慑作用，他们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1945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到三十八军工作的周仲英、张西鼎从洛宁前线来到小南川，到了我的团部。经研究认为，周、张住在我处，一是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二是便于他们与韩钧的河南军区第二军分区进行联系，三是能继续筹划三十八军起义工作，因此决定住在我处。在此期间，我做了几件工作：一、组成了保卫周、张安全的可靠武装；二、护送张西鼎往返于第二军分区和南圪塔之间六七次；三、护送周仲英经第二军分区回太岳养病；四、向河南军区第二军分区提供子弹和药品；五、向河南军区第二军分区提供电台紧缺的干电池四块。此外，我与宫前区人民政府区长张志杰建立了联系。张区长送给我们一部分袜子和棉衣，解决我们不少困难。张西鼎召集王伯铃、张桂丛和我开了一次党的小组会，作出三条决定：加强团结；提高警惕；注意政策，搞好军民关系。

我在完成三十八军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中，虽然注意了保密，但也露出了蛛丝马迹。马成堂、任高峰对我如此迅速地组织起国民兵团武装，特别对我轻易地弄来三挺机枪，一方面表示羡慕，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疑问。另外，张西鼎去河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六七次，每次都带着一驮子子弹、药品，又必须经过任高峰大队的哨所，次数多了，增加了他们的怀疑。有一次，任高峰背着我袭击了宫前区人民政府（住在店子和宫前附近的菜园)，俘虏了八路军查玉升团的五名战士。我闻讯后，即以国民兵团副团长的名义，严肃地向任高峰提出：“八路军您可惹不起，快把那五个人送到我这里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随后，任高峰把那五个战士送到国民兵团团部，我给他们松了绑，让他们吃了饭，送回查团。后来，查团攻占了宫前，国民党县长张世俊率两个保安团，仓皇逃至灵宝。我为了与三十八军保持联系，没有同张县长一起离开。这样一来，马成堂，任高峰就在背后议论：“县长带着两个保安团走了，尤继贤才一百多人，为什么那么沉着气，不跑？”这就更增加了他们的怀疑。

1945年6月，徐又彬最后一次来到南圪塔，与张西鼎研究，确定了十七师起义的最后行动方案，决定我所率领的陕县国民兵团，届时改名为陕县游击支队，与十七师同时起义。徐又彬回到十七师落实计划后，马上来信告知张西鼎和我，以便协同动作，并由来人带一挺轻机枪给我，以加强我部火力。徐又彬走后，我们得到紧急情报，张世俊指使他的军师李文彩（陕县河底村人，大地主，土匪头），串通了两个保安团和国民兵团的两个大队，约六七百人，企图包围南圪塔，歼灭我团团部及两个直属中队。

此时，我一面焦急地等着徐又彬来信，一面作起义的具体部署。同时，张西鼎给蒙定军写了信，我派尤佐贤送到西安。西鼎给定军的信，主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周、张安全无恙；二是我们即将去解放区，请蒙妥善安置我们在陕西的家属。为了防备张世俊和李文彩进攻，采取一些防御措施：在小南川东面的沟里，安置了手榴弹，以绳子联结导火索，将绳子悬空拉过道路；同时以几挺机枪分别占领南圪塔四周山头。部署完毕的第二天黎明前，天下着大雨，敌人开始向我们攻击前进。

先头分队刚进沟口，即绊响了手榴弹，我们全部上山占领阵地。雨越下越大，敌人也向山头接近，企图包围我们。此时，我命令团部及两个中队一百余人，向宫前方向突围。我扛着一挺轻机枪掩护着西鼎走了60里，边走边打。这时，驻扎在大石涧的河南军区第二军分区查玉升团，派了一个分队来接应，把我们接到大石涧。部队到了解放区，西鼎和我马上向第二军分区党委汇报。军分区党委当即决定，洛宁游击支队与陕县游击支队合并为陕洛独立团，我任团长，洛宁游击支队长曲书成任县长。我们在突围中，由于部分同志走错了路，被伪军朱经武部截去五人和一挺机枪。而查玉升团则俘获朱经武的工作队员四十余人。后来，经我斡旋（朱是我的老同学)，双方达成换俘协议，相互释放了事。

1945年7月17日，十七师在洛宁故县镇起义，几天后，通过大石涧到达渑池刘阁镇。经第二军分区党委研究决定，我回十七师工作。我回到十七师，担任师参谋主任。10月，十七师参加了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

回顾这一年的工作，在三十八军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下，打入国民党地方武装内部，取得合法职务，通过复杂的斗争，组织了基干武装，掩护了周仲英、张西鼎策划三十八军起义工作。最后，将部队带到解放区。

资料来源：

《陕西党史资料丛书》（十七）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199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