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逸韦国清都建议广西省会迁到柳州，毛主席：首都不该在北京？

1958年8月某天傍晚，北京中南海的树木上还挂着雨珠。毛泽东和广西省长韦国清聊完边疆发展后，韦国清又提起想把省会迁到柳州的想法。毛泽东轻轻弹了弹烟灰，反问道：“难道首都也要从北京搬走？”这话听起来像句玩笑，却让广西省会的争论就此结束。要理解这句话的深意，得从广西解放前后说起。

1949年10月，广西还未解放，中央就已料到会出现“三城争锋”的局面。那时，张云逸、陈漫远等人在武汉的临时省委办公，面前堆着大量的调查资料：桂林历史悠久，柳州位置极佳，南宁对外交流便利。几位领导各抒己见，讨论得十分热烈。信息传到中南海后，毛泽东指示军委作战部再提供一份关于边防和交通的报告，之后再做决定。

12月，第四野战军的南路军开进了南宁城，紧接着桂林和柳州也都被人民政府接管了，广西的战役就这样画上了句号，白崇禧想“躲到大西南去”的如意算盘也打不响了。接下来，省会该选在哪个城市，就成了摆在大家面前的大事。毛泽东先跟叶剑英透了底：南宁虽然不大，但好在靠近边境，方便管理中南地区，还能和东南亚那边保持联系。后来，张云逸专程跑到广州领了指示，就这么定下了——省政府就设在南宁。

1950年2月，刚成立的广西省政府在邕江边上宣布成立。那时南宁城里人口才11万，电话线常被土匪破坏，火车到柳州后就得换乘汽车。张云逸在政务院会议上直说：“从北京回南宁，比上前线还麻烦。”那晚，他把这些难题写成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说：路能修，不能因为地方偏远就不管门户了。

第二年开春，柳邕铁路先修通了来宾到南宁这一段；到了1954年，又继续修到了友谊关。民航部门也在南宁建了个简易机场，开通了三条直飞北京、广州、昆明的航线。不得不说，交通问题一解决，想迁省会的呼声就没那么高了。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对柳州的发展满怀希望。1950年6月，之前桂系里的黄绍在政务院又一次提到了柳州方案。毛泽东的回应很明确：“还在邕城，暂时不迁。”中央态度明确，广西的干部们只能把更多心思放到剿匪和耕地复种上。到了1953年底，全省粮食总产量超过了战前水平，南宁市区的人口也超过了20万。

1956年，张云逸因身体原因不再担任广西省长一职，刚从国外回来的韦国清走马上任。和快六十岁的张云逸相比，42岁的韦国清充满干劲，办事讲求效率与果断。在外开发西林铝矿、在内兴建柳州钢铁厂的过程中，他发现柳州工业发展势头迅猛，可能超越南宁。所以在1958年去北京汇报工作时，韦国清又拿出了将省会迁至柳州的方案分析表。

那场交谈还没半小时就结束了，可后来在不少回忆录里都成了经典。毛泽东乐呵呵地说：“要是嫌南宁位置偏，那咱中国首都也不靠中间，是不是得挪到兰州或者西宁去？”这一问，就把地理和政治中心的关系说得明明白白——省会可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它还关系着国家的大布局。韦国清听完，把资料一收，当场就说听中央的安排。

南宁能成为省会，并非碰巧。其一，地理边防优势。它和越南、老挝、泰国挨着，若局势有动荡，南宁能最快成为后方支援地。其二，陆海交通便利。北海港和粤桂沿海铁路连通，打造出面向东盟的最便捷出海口。其三，人口流动效应。剿匪结束后众多壮、瑶等少数民族回乡，南宁在多民族管理上的经验更有借鉴价值。

20世纪60年代，广西在"边疆三线"建设规划里拿到了上百个项目。南宁作为省会城市，在调配物资、安排人力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体现了当时决策的远见。柳州借助重工业布局成为"核心城市"，和南宁形成南北两大中心。事实证明，这两座城市优势互补，比单纯搬迁企业效果更好。

回到最初的问题：张云逸和韦国清这两位省长都曾想把省会迁到柳州，可中央为啥一直都没同意呢？这背后的原因其实也不难猜——选省会可不能光看经济规模。物流覆盖范围、国防安全考量、民族分布情况，还有对外的影响力，这些都得考虑进去。毛泽东当年把首都和省会放在一起说，就是想告诉我们，“中心”城市得从国家大局出发，不能只顾着某个地方的发展。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成后，南宁到东盟的货运时间缩短到了不到两天；与此同时，柳州的汽车和机械设备沿着邕江不断运往南方，而两座城市间的高铁让行程仅需一小时。要是当年轻易改了省会，可能就不会有现在这样互利共赢的局面了。

事实摆在那儿，证明当初的选择没错。站在柳江边上，瞧着那忙碌的流水线，再回头看看南湖边那一大片高楼大厦，谁当省会这个问题，真没必要再争了。当年那场城市间的较量，其实不过是新中国管理智慧的一次体现：看长远比看眼前好，顾大局比顾小利强，讲战略比耍心眼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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