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5-11-25 02:28点击次数：74
90年代发生一趣事。
在访谈一位资深党史专家时，专家向开国上将叶飞提问：昔日新四军中，叶王陶这位勇猛的将领在粟裕将军的指挥下，曾多次取得辉煌战果，但如今却鲜有关于他的消息，这是为何？
叶飞上将愕然。
若非年岁渐长，凭借叶上将昔日的威严，恐怕会对这位党史研究者进行一番严厉的批评。
叶王陶，非但是一员猛将，更是当年粟裕麾下赫赫有名的三位杰出将领——叶飞、王必成、陶勇——的合称。
聊完趣事，说正题。
一、叶陶王？还是叶王陶？
昔日在新四军服役期间，叶飞、王必成、陶勇三位将领，多数情况下是以叶、王、陶的顺序示人。然而，众所周知，自1947年初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之后，他们的排列顺序便演变为叶、陶、王。
即纵队司令叶飞、第四纵队司令陶勇、第六纵队司令王必成。
一般来说，编制序列的排列顺序并不完全等同于该部队主官能力的高下，然而，它多少能够揭示一些信息，诸如部队内部对上下级关系的共识与定位。
若该部队战斗力薄弱，指挥官能力平庸，且战绩寥寥，往往难以位列序列之前。
毕竟，对于军队而言，序列与番号构成了荣誉的基石，军人们对此尤为看重。
因此，我们常说，从新四军的叶王陶到华东野战军的叶陶王，其间必然经历了某些变迁。
首先，让我们对叶飞、陶勇、王必成这三位将军的生平背景作一简要概述。
叶飞，1914年诞生于菲律宾，与粟裕结缘甚早。他出身于闽东游击队，未曾参与长征。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叶飞与其他在江南地区坚持抗争的游击队员一同被编入新四军。在被誉为“三大虎将”的行列中，叶飞的资历显得尤为纯正，大体上归属于中央红军的序列。即便在闽东独立师时期，中央红军已开始长征，叶飞仍保持着与中央红军的深厚联系。加入新四军后，他最初接受陈毅的指挥，随后逐渐成为粟裕的得力助手。在用兵风格上，叶飞与粟裕最为相似，深刻领会并运用了粟裕在运动战、大兵团作战方面的精髓。
王必成将军，1912年出生于湖北麻城。提及这地名，热衷于军史的朋友们自能领会，王必成中将的军旅生涯起始于黄麻起义的烽火之中，继而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一名干部，在徐向前将军麾下奋战沙场。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他入抗大深造，学成归来后被分配至新四军，从此开启了在粟裕将军指挥下屡建奇功的辉煌篇章。
陶勇，原名张道庸，诞生于1913年，籍贯安徽霍邱，同样是大别山区的儿女，与王必成并肩作战，同属红四方面军体系。透露一则趣闻，陶勇于1939年将名改为陶勇，取自其姓氏的谐音，“勇”字恰如其分地映照了陶将军的英姿，勇猛非凡。在“三虎将”中，论及勇猛与剽悍，他无疑是当之无愧的首席。
颇具趣味的是，关于陶勇将军更名一事，流传着两种不同的说法。《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的注记中对此饶有兴致地进行了记载。一种说法是由陈毅和粟裕将军共同提出的，陈毅建议更改名字，而粟裕则提议去除姓氏，仅以“陶勇”为名。这一说法源自粟裕将军在《忆战将陶勇》一书中的回忆，并由叶飞、钟期光（曾担任新四军一师政治部主任、华野政治部副主任）、王必成等将领作为旁证。另一种说法则来源于梅嘉生（曾为新四军一师参谋长、华野四纵参谋长，陶勇将军的重要指挥助手）和惠浴宇（曾为新四军苏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华野十一纵政治部主任）等人的回忆，他们认为这一更名决策是陈毅将军亲自作出的。
《高级将领传》的编撰团队在真伪难辨的情况下，采纳了首种说法。这套传记系列于2003年启动编纂，当时新四军、华东野战军以及第三野战军的高级将领中，尚有几位健在，例如张震上将（他最初以中将身份开国，于1988年晋升为上将，直至2015年方才仙逝），然而关于此事的真相，依旧未能得到确切证实。
提出这样的琐闻有何深意？毕竟，历史的真实面貌并非一目了然，细节之处往往需要综合多方资料才能逐渐还原。一个人的姓名尚且可能充满曲折，更不用说对将领们地位的评定了。
二、陶勇超越王必成的时间？
叶王陶与叶陶王，这两种排序方式虽异，却同有一特色，那便是叶飞上将始终位居最前端。
在1940年7月，三位英勇的虎将首次集结，共赴战场。彼时，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旗下设有三个纵队，分别编号为一、二、三纵，由叶飞、王必成、陶勇分别担任司令之职。部队组建不久便参与了黄桥战役，在这场激战中，粟裕将军指挥着这三个纵队并肩作战，调度自如，各部队的运用上几乎不分主次。
叶王陶的盛名，正是凭借黄桥决战一战成名。彼时，他的排名位列序列之巅，稳居叶王陶之列。
然而，细究新四军的成长轨迹，其间仍能隐约察觉到一些差异。一纵叶飞身兼司令与政委两职，三纵陶勇亦是如此。相较之下，王必成仅担任司令一职，同时设有独立的政委刘培善。
在战争时期，此类做法构成了一种潜在的规定。具体而言，若一支部队的军事指挥官威望非凡、能力卓越，且缺乏与其相称的政工干部，便会实行司令与政委一职合而为一的措施。此举旨在确保指挥权的高度统一，以便于迅速作出反应。
彭德怀、林彪、陈毅以及聂荣臻等将领，曾在四大野战军、晋察冀军区乃至志愿军中，担任过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这反映了战争时期特殊环境下所形成的特殊体制，其核心在于展现兼任者的威望与能力。
随后，随着新四军一师下辖的三个纵队重组为三个旅，王必成和陶勇各自配备了政委，唯独叶飞一直身兼数职。更不必提后来叶飞还担任了粟裕的副师长，其实力在王必成和陶勇之上，显然更为突出。
继后，叶飞晋升为华东野战军一纵的司令。到了1949年，华野经过整编，成为第三野战军，叶飞随之成为四大兵团司令之列，与陈士榘、王建安、宋时轮并肩作战。到了80年代，他更是达到顶峰，担任海军政委兼司令员。相较之下，陶勇的最高荣誉则是担任海军副司令员。
接下来，我们不妨期待陶勇何时能够后来居上，从“好哥仨”中的末位跃升至次席。
细览新四军的历史篇章，不难发现陶勇的编制和职位始终未曾超越王必成。然而，关键的转折点出现在1946年5月。那时，新组建的华中野战军下辖了五个主力纵队，它们分别是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和第十纵队。王必成担任第六纵队的司令，而陶勇则执掌第八纵队的帅印。与此同时，叶飞已经北上，归属于山野序列，不再属于这五个纵队之列。
至六月，华中野战军遵照国共双方于当年二月签署的整军协议，将两支实力雄厚的纵队改编为师级单位，此举亦是为了与山野部队的编制对齐，因山野的主力部队均为师级。这两支纵队分别是王必成的第六纵队和陶勇的第八纵队。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整编过程中，陶勇的第八纵队被改编为华中野战军的第一师，而王必成的纵队则被调整为第六师。粟裕亲自担任第一师的师长，谭震林则被任命为第六师的师长，陶勇则成为第一师的副师长，王必成则担任第六师的副师长。
半年之后，迎来了华野的正式组建。华中地区的多支部队纷纷改编为华野的主力纵队，陶勇自然而然地被任命为华野四纵的司令，而王必成则接任六纵的指挥之职。在此之前，几大纵队的司令员均为资历深厚的老将，其中一纵由叶飞指挥，二纵由韦国清统领，三纵则由陈老总誉为“袖子里的小老虎”的何以祥担任。
叶王陶更名为叶陶王。
为何发生这样的变化？
三、无形反超
陶勇勇猛善战，这无疑是首要原因。然而，王必成亦非等闲之辈，客观而言，笔者觉得他们二人实力相当，差距并不显著。否则，他们当年怎会齐名于世呢？
基于这一前提，我们需进一步深入探究。单从新四军与华东野战军的编制演变过程进行表面观察，是无法发现确凿且具体的证据的。
在仔细对比王必成与陶勇二位将军的生平传记后，我发现二者之间并无显著差异。无论是敌后抗战的艰苦岁月，还是黄桥决战、苏中七战、转战苏北、莱芜、孟良崮等重大战役，他们的基本经历几乎如出一辙。
在何处发现了间接的线索？《粟裕文选》一书中。
这套书籍的珍贵价值，据我之见，甚至超越了《粟裕传》与《粟裕回忆录》。
首先，这些内容均为当年战事的第一手资料，包括文书、电报及讲话记录，它们在叙述上未曾受到后来回忆时对他人感受的考量，因而呈现出更为真挚、客观的一面。
其次，相较于回忆录和传记所记载的事件经过与概要，选集中的电报内容则更为详尽，往往深入到战役指挥的具体细节之中。
正是这些细微之处，为我们揭示了王陶二将在战局中难以察觉的差异。
苏中七战。
在部署首战泰宣战斗之际，粟裕将主力部队分别配置为一师与六师，即陶、王两师。对于这两支部队的运用，粟裕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差异化管理。
图示《宣泰战斗部署》选自《粟裕文选》。
王必成将泰兴作为主攻目标，以此为诱饵，诱使敌人前来支援，其战略核心在于打击援军。陶勇率领的部队则成为主攻力量，以应对援军。在解放战争的大部分时期，粟裕的主要军事策略为围城打援和运动战消灭敌人，其中打击援军占据核心地位。粟裕采用的是先发制人的策略，指挥陶勇率领部队直接奇袭八十三师的出发地宣家堡，成功消灭了李天霞所率领的整编八十三师的两个团。这一战果引起了毛主席的亲自关注，他特地来电询问是否确实击中了八十三师。这是因为该师作为抗战的主力，原本是一百军，曾让日寇饱尝苦头。
与其他传记所记录的宣泰战役战果相较，陶勇成功实现了对目标的全歼，而王必成虽重创了泰兴，却未能达成全歼的战果。
1946年8月13日，李堡战斗落幕之际，粟裕主持了一场重要会议，对作战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检讨与总结。他指出了泰兴战斗中存在的诸多不足。他指出，部分部队对敌情认识不足，过于轻敌，导致主力部队东移的时间延后，未能及时部署有效的援军。若非敌方因泰兴之战而感到恐慌，我军极有可能在泰兴的战斗中遭遇不利局面。
王必成六师说的。
当然，并非是说王师的战事表现不佳，但以粟裕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广阔的视野来衡量，其表现尚有提升的空间。
陶勇一师无此问题。
这是一重原因。
另因第二次涟水战役。
在首次涟水战役中，我军虽苦战而胜，但代价惨重。继而在第二次涟水战役中，张灵甫率领的第七十四师亦以惨烈之胜收场，涟水城亦随之易主。
仅仅关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难道这不关乎全局吗？为何要提到二战中的涟水之战对王必成产生了影响呢？尽管王必成在战场指挥上存在不足，但这并非仅仅是战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战术问题背后暴露出的战略层面的问题。
起初，笔者意图在《粟裕文选》中探寻粟裕对第二次涟水战役的详细反思，却未果。彼时，粟裕正忙于与山野就北上与南下的路线进行激烈争论。
在涟水之战期间，粟裕与山野以及中央军委就究竟是坚守苏中还是撤退山东的问题，展开了一系列往返的电报讨论。从中可以窥见，粟裕对王必成在涟水之败中所表现出的态度微妙而微妙。
鉴于电报数量庞大，此处便不再逐一详述，仅概述其大致情况。
粟裕极力主张捍卫苏中地区，并不断强调其战略地位之关键。他指出，在两淮沦陷后，华中地区陷入危急之中，直至第一次涟水之战的胜利，局势才得以初步稳定。（详见1946年12月6日粟裕向军委及陈黎张的电报）。这反映出粟裕的坚定决心，涟水战役实际上成为他坚守华中、抵制北撤的关键一役。在粟裕心中，涟水城已成为扭转战局、稳定局势的关键支点。
战事落幕，粟裕将军意图率领主力部队再次挥师南下，旨在击退国军的进犯。即便苏中地区无法收复，也务必确保苏北地区的安全。
在这份电报中，粟裕对王必成的第六师提出了批评。他指出，在涟南战斗中，第六师轻率地放弃了钦工阵地，导致涟水再次面临威胁。
如何看待粟裕的批评？
涟水战役虽已结束，然而敌我实力对比依旧悬殊，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态势并未改变。要成功守卫涟水，唯有依靠精确的战术执行和卓越的战役指挥。从全局视角来看，我军能抵达这一阶段已属不易。然而，虽算得上不错，但与完美之间仍有不小的差距。
粟裕屡次重申，自两淮沦陷以来，盐阜涟沭四城已成为坚守的根基，任何一座城池都绝不能弃守。然而，正当陶勇率部南征至盐城，对国军展开攻势之际，涟水城却不幸陷落。粟裕的忧虑与愤懑之情，不难想见。
粟裕部署陶勇一师前往盐城以南执行作战任务，并赋予其独立作战的使命。与此同时，六师与韦国清纵队（即二纵）以及七纵则采取守势，这一战略安排亦凸显了两者战斗力之间的明显差距。
回顾过往，在1946年6月陶勇晋升至王必成之前的建制序列中，或许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粟裕有意将较为薄弱的纵队纳入自己的麾下亲自指挥，而将相对较强的第六纵队交由谭震林率领，以此达到兵力搭配的均衡与战斗力的一致。正如1947年七月分兵行动中，叶飞和陶勇率领的两纵独立作战，这体现了粟裕对他们的深切信任，这与他对陈士榘、唐亮、许世友、谭震林等人的信任程度相仿。而第六纵队被粟裕留在身边，或许也是基于同样的考量。
或许这只是笔者的主观臆测。姑且作为一种观点留存。
步入1947年春季的莱芜战役，一四六诸纵均投入了激战。战后进行总结时，粟裕将领再度提及六纵的战况，指出其强攻口镇而未能攻克，几乎使野司的指挥方针面临重大调整。幸亏国军在此过程中也出现失误，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战机，否则莱芜战役的结局或许会大相径庭。
若一次攻坚失利尚可视为偶然，两次则可能归因于各种因素，但若是接连多次仍出现类似问题，那么就必须从战斗力的根本层面去寻找原因。粟裕目光锐利，对叶陶、王之等人的排序调整，显然非同小可，并非轻易之举。
上述内容纯属军事层面的分析，绝无对开国将领们的不敬之意。
一四六、叶陶王都是为革命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功勋部队、功勋之臣，再次向革命元勋们致敬！
参考文献：
《粟裕文选》
《粟裕传》
《粟裕回忆录》
《新四军文献》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卷14《王必成传》、卷34《陶勇传》
《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
《第三野战军战史》
《王必成中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