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胡适帮他上大学，吴晗扭头：他啥也没教我，全靠自学！

恩师胡适帮他上大学，吴晗扭头：他啥也没教我，全靠自学！

人这东西，记性到底靠不靠得住？尤其是读书人，一辈子跟文字打交道，按理说，谁对自己好过，谁点拨过自己，心里该有本明账。可有时候，这本账，会随着风向，变得面目全非。

上世纪五十年代那会儿，思想界刮起了一场大风，矛头直指一个人——胡适。一时间，胡适在大陆的那些学生、朋友，纷纷站出来划清界限，写文章批判。这队伍里，不乏后来我们都得尊称一声“大师”的人物。可偏偏有个叫吴晗的，愣是憋着没动静。

这事儿就有意思了。吴晗的朋友们后来回忆起来，说法五花八门，简直就是一出现代版的“罗生门”。有人说，吴晗嘛，念旧情，下不去手。也有人觉得，他这是立场不坚定，脑子没转过弯来。

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夏鼐，后来写文章纪念他，说吴晗解放后也不藏着掖着，承认自己是胡适的学生，但后来觉悟高了，就“反戈一击”了。话里话外，对这“反戈一击”有点瞧不上。

可吴晗的夫人袁震，当着他的面，跟同门罗尔纲说的又是另一套。她说，你跟吴晗都受胡适影响太深，得好好改造。吴晗立马接话：“抗战胜利回北平后，我想做他的工作，可他那人顽固得很，我从此就再没踏进他家客厅一步！”

听听，这叫一个决绝。罗尔纲就信了，觉得吴晗早在解放前三年，就跟胡适一刀两断了。你看，四个人，四种说法，到底哪个是真的？要我说，都别猜，咱们直接看吴晗自己是怎么说的，白纸黑字，那才叫铁证。

1950年，吴晗写了篇自传性的文章，叫《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里头提到胡适，是这么讲的：说自己当年在中国公学，写了篇论文，胡适看了特别欣赏。后来胡适走了，他觉得呆着没劲，就拿着稿费“糊里糊涂跑到北平”。考进清华后，还是胡适介绍，找系主任蒋廷黻给他安排了个工读生的活儿。

这段话，半真半假。说胡适欣赏他，帮他，这是真的。可说“糊里糊涂”跑到北平，这就有点给自己打马虎眼了。当年胡适前脚刚走，他后脚就想转学跟过去，那股子追随劲儿，哪是“糊里糊涂”四个字能盖住的？不过，这时候的他，至少还认胡适这份师生情，也承认胡适在学术上对他的提携。所以，1954年批判大会上他沉默，大概就是这份“旧情”在心里作祟。

时间快进到1957年，吴晗又写了本《自传》。提到胡适，口风就变了。虽然还承认胡适帮他介绍工作，但学术上，开始往回摘了。他说自己“基本上是胡适的弟子”，治学方法受胡适、顾颉刚他们影响很大。听着是承认，可后面紧跟着一句，说自己跟他们“往来并不多”，还因为学术观点不一样，被他们“斥责”。

你品，你细品。这味道就不对了。一方面承认师承，一方面又急着撇清私人关系，还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早早就跟老师分道扬镳的“进步青年”。这时候的吴晗，已经开始有意识地疏远那段历史了。

真正让人大跌眼镜的，是1962年他跟《北京日报》记者的一次谈话。这次，他把胡适彻底从自己的成长史里“删除”了。他说自己上清华，是靠卖文章挣的钱，考进去的。至于老师，他说：“胡适之做过我教师，没给过我什么。”连带着，把当年清华历史系的一众大牛都踩了一遍。

说系主任蒋廷黻是“洋奴”，中文都写不通顺。说史学泰斗陈寅恪，自己跟他学了三年，结果是“也没有学到什么”。要知道，陈寅恪在当时的学界，那是“教授的教授”，神一样的存在。郭沫若那个年代鼓动大学生要超越陈寅恪，那是政治口号。吴晗作为内行，说出这种话，就有点昧良心了。

最后，他给自己下了个定义：我的知识，主要靠自学。好一个“自学成才”！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幸好，历史留下了书信。那些泛黄的信纸，把当年的真相，清清楚楚地刻了下来。

咱们先说“往来并不多”这事。吴晗当年考大学，首选是北大，为啥？因为胡适在北大当文学院长。结果数学考了个零蛋，被清华录了。他当时愁得不行，既因为没去成偶像身边，也因为清华人生地不熟，他穷学生一个，没工作就没法上学。

走投无路之下，他去找了胡适。胡适二话不说，亲自给清华的代校长翁文灏、教务长张子高写信，信里把吴晗一顿猛夸，说这孩子有才华，家境贫寒，请务必给他个工读的机会，不然就上不成学了。不仅写信，胡适还怕他钱不够，直接从兜里掏了40块钱借给他当入学后的书本费。

吴晗在给朋友的信里，激动地写道：“适之师盛意深情，令生愧怍无地。”就这关系，叫“往来并不多”？这简直是再造之恩。

再说“没给过什么”这事。吴晗进了清华，一开始对自己的学术方向是迷茫的。是胡适，像个老船长一样，给他指明了航向。胡适在信里语重心长地劝他：“蒋先生期望你治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

为什么是明史？胡适分析得头头是道：秦汉史料少，初学者不好下手，容易搞成空中楼阁。晚近的朝代，史料多，虽然看着乱，但只要肯下功夫，就能脚踏实地，做出成果，最能锻炼治学方法。

这番话，对一个刚入门的年轻人来说，不亚于醍醐灌顶。胡适不光指大方向，连具体怎么做都替他想好了：先读《明史》，再读《明史纪事本末》，怎么做卡片，怎么写札记，论文题目要“小题大做”……事无巨细，倾囊相授。

吴晗当时的回信，那叫一个感激涕零：“读后恍如在无边的旷野中，夜黑人孤骤然得着一颗天际明星，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他后来的成名作，比如《胡惟庸党案考》，研究的起点，正是胡适当年让他“细细点读《明史》”时发现的问题。

你说，这叫“没给过什么”？这简直是把饭喂到嘴边，把路铺到脚下。1934年，吴晗在自己的毕业照上，恭恭敬敬地题写了胡适的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那时候的他，是以做胡适的弟子为荣的。

短短二十多年，从感激涕零到形同陌路，再到矢口否认。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我们都清楚。那是一个个人命运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前进的年代，为了“进步”，为了“站稳立场”，很多人不得不对自己的过去动刀子，割袍断义，甚至反戈一击。当时像吴晗这样做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比如哲学大家冯友兰，一次次地写检讨，自我否定，也是为了适应新环境。

吴晗的选择，在当时或许是一种生存智慧。他通过否定胡适，来证明自己的“脱胎换骨”。他迎合新的史学观，重写《朱元璋传》，也因此得到了领袖的赏识。

可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你以为你在驾驭它，其实它早就给你安排好了剧本。吴晗费尽心机，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与旧时代彻底决裂的红色历史学家，他写的《海瑞罢官》，本意也是为了响应号召。谁能想到，这出戏，最后竟成了点燃他悲剧命运的导火索。

说到底，一个学者，安身立命的根本，应该是求真。当学术屈从于政治，当记忆服务于现实，那根支撑精神世界的脊梁，也就弯了。吴晗的故事，说白了，就是那个特殊年代里，一个读书人如何一步步丢掉过去，最终也迷失了未来的悲剧。这声叹息，隔了半个多世纪，听起来还是那么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