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对毛泽东的几次重要支持时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毛泽东确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地位，这一过程历经了漫长的历史演进，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中，党内其他领导成员对毛泽东的认同与坚定支持尤为关键。在此过程中，王稼祥的作用尤为显著。

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

王稼祥积极支持毛泽东在中央苏区。

自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以来，王稼祥肩负中央代表团的重任，被派遣至中央苏区，全面负责调查与处理富田事变。在此期间，他与毛泽东初次相见，当时王稼祥年仅25岁，而毛泽东则已38岁。自1931年至长征前夕，毛泽东在党内屡遭不公的排挤与打压，而地位高于他的王稼祥，通过实际行动，多次伸出援手，支持毛泽东。

1931年4月，中央代表团抵达中央苏区。翌年4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召开会议，主要议题包括传达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以及“肃反”问题的政策。在讨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时，争论尤为激烈。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进行第二次反“围剿”以及是坚守中央苏区还是撤离至外部区域进行游击战。以项英为代表的部分人认为，敌军实力过于雄厚，应退出中央苏区，分兵应对，并在中央苏区之外展开游击战。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另一派则坚持留在中央苏区，通过诱敌深入，进而将其消灭。

“毛泽东的观点仅获得朱德等少数同仁的赞同。”王稼祥在此次会议中，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缺乏实战经验，对于新出现的挑战，他深感有必要通过实践去学习和探究。会议结束后，他与毛泽东进行了多次的交流与深入的交谈，就一系列需要深入了解的问题向他请教。

紧随4月1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的一次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再度深入剖析了敌我双方形势的演变，阐述了留在苏区以诱敌深入策略进行第二次反“围剿”的科学与合理性。此次，毛泽东的提议不仅赢得了朱德的坚定支持，更获得了与会多数人的认同与赞同。

在本次会议中，王稼祥细致地倾听了包括毛泽东、朱德等在内的与会者的发言，深感其言辞具有深刻的道理。“尤其是毛泽东的论点，论述精辟，极具说服力。”进入4月下旬，王稼祥与毛泽东在龙冈地区就红军的斗争历史展开了多次深入的交流和探讨。随着理解的逐步加深，王稼祥开始逐渐接受毛泽东的观点。不久后，苏区中央局于4月30日在东固山区召开了军事会议，王稼祥明确表示对毛泽东所提出的正确主张给予坚定的支持。

毛泽东、王稼祥、萧劲光三人在延安与参与宁都起义的若干同志共同留下了珍贵合影。

在那个时期，王稼祥对毛泽东的拥戴不仅表现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接受并身体力行其理论主张，更体现在他在军事领域的转变与贡献。原本对军事知之甚少的王稼祥，在抵达中央苏区后，孜孜不倦地研习军事知识，他“非常重视向毛泽东和朱德请教”，从而逐渐对军事有了深入的了解。在策划第三次反“围剿”的过程中，王稼祥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并对该战役的胜利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王首道事后忆及，“稼祥同志以其深邃的洞察力与卓越的见识，对诸多问题的见解均切合革命现实的要害，与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思想不谋而合”。历经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与攻占赣州的挫折，王稼祥对毛泽东正确方针的认识更加深刻。然而，当时临时中央执掌的是“王明路线”，其与毛泽东的正确思想格格不入。在宁都会议上，王明等人对毛泽东进行了集中的抨击，并提出让毛泽东退居后方的建议，实质上是企图剥夺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在本次会议中，王稼祥坚决反对将毛泽东召回后方，身为“积极反对者”之一，此态度彰显了他已深信毛泽东观点的正确性，进而实现了与王明路线的明确区分。

在经历第四次反“围剿”战役的关键时刻，王稼祥坚定执行毛泽东的英明决策，有力地辅助周恩来与朱德，共同指挥这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战争。然而，命运多舛，当红一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取得辉煌战果之际，王稼祥却于1933年4月27日，在江西乐安县谷岗村的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地，不幸遭受国民党军飞机轰炸，腹部被弹片严重击伤，被迫撤退至后方瑞金休养。

在瑞金，王稼祥得以与在宁都会议后卸去军事指挥职责的毛泽东频繁互动，两人的革命情谊因此不仅未生疏，反而愈发深厚。他们携手对抗党内当时错误倾向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在众多领域对毛泽东给予坚定的支持。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曾对这一段历史经历作出深刻阐述，他指出，若非任弼时、王稼祥的鼎力相助，抵制当时的党内错误军事方针的过程将充满曲折。此外，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若无中央代表团的助力，“尤其是王稼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与信任”，他和朱德将面临极为艰难的境地。

1933年4月27日，在谷岗村举行的全军青年工作会议会场，王稼祥不幸遭遇敌机轰炸而受伤。此图展示了当年的会场遗址。

长征中毛泽东确立核心地位的关键作用

自第五次反“围剿”行动拉开序幕不久，王稼祥便因伤口感染化脓，病情急剧恶化，被迫暂时休战。尽管如此，他依然心系战局，对博古与李德无视毛泽东的正确见解，固执己见，强行推行一整套错误方针和战术深感痛心。在持续深入的反思中，王稼祥愈发明确，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与战略战术的精准无误，相较之下，博古和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挥与战略战术则显得谬误百出。这一认识，为他日后在长征途中作出的关键抉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博古与李德的领导下，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遇败绩，不得不踏上长征的征程。长征伊始，博古与李德仍寄望于与二、六军团的会合，却对蒋介石已在会合途中严阵以待的重兵部署视而不见。毛泽东则向中央献策，主张调整战略，转向敌人防御薄弱的贵州地区，在川黔边界建立新的根据地，再寻求发展，然其提议并未得到中央的认可。随着长征的进行，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在共同行军的旅途中频繁交流。毛泽东向二人剖析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王稼祥率先对毛泽东的观点表示支持”，并提出必须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以改变中央领导层，从而扭转党和红军面临的危局。

1934年12月12日，红军攻克了通道县城，随即在此召开了著名的通道会议，旨在商讨未来的行动策略。毛泽东力主调整既定的战略方针，然而李德却坚持按照原有计划行事。在会议中，王稼祥明确表达了对毛泽东主张的支持，周恩来与张闻天亦纷纷表态赞同毛泽东的观点，故而最终采纳了毛泽东的提议。李德在事后回忆道，毛泽东的提议“因得到洛甫及王稼祥的鼎力支持……遂得以顺利通过”。

数日之后，即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并就当前的战略方针通过了《决定》。该《决定》明确指出，既有的战略方针既不切实际，亦不符合时代潮流，同时进一步提出，“政治局认为新的战略基地应设于川黔边区”。此举以党的正式文件形式确认了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所提出的观点。紧接着，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再次重申了毛泽东的正确见解，明确提出“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的构想。这一主张最终得到了实践的充分验证，证明其完全正确。

李德实际上已失去了军事指挥权，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了遵义城，中央趁机决定利用休整期间召开会议。王稼祥是促成遵义会议召开的重要倡议者。在长征的初期，他便提议：“毛泽东同志应当担负起领导重任……而这个议题，必须在高层次会议上予以解决。”这表明王稼祥渴望尽早召开一次党的高级会议，以确立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这一想法的形成颇为早期。在当时，这一主张涉及重大政治风险，他并未轻率行动。及至遵义战役之后，召开此类高级会议的时机已趋于成熟，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提出了这一倡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在此重要会议中，王稼祥坚定地站在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一边，投下了决定性的“关键一票”。此次会议一举终结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长期统治。会议决定将“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常委，并撤销了“三人团”，军事指挥权交由周恩来和朱德共同执掌，而周恩来则肩负着军事决策中的最终决断责任。

继此，一支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构成的全新“三人团”应运而生，专司军事事务，其中周恩来担任团长。然而，周恩来“主动地将自己定位为辅助者”，将军事指挥的重任移交给了毛泽东。王稼祥作为“三人团”的新成员，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毛泽东的关键助手。此次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及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后来邓小平也回忆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了。”毛泽东本人在党的七大上也说过，如果张闻天、王稼祥没有“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遵义会议就开不好。同时，毛泽东还特别指出：“自长征伊始，王稼祥同志便开始对第三次‘左’倾路线表示反对。”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圆满召开，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领袖地位，成为历史性的转折点，王稼祥的贡献实属关键。

自遵义会议召开后，长征的脚步未曾停歇。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胜利会师之际，关于红军未来的行动方向，意见分歧显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坚定地主张，两大方面军应继续北上，致力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然而，张国焘却持有不同见解，他提议西进至新疆、青海、西康等地，意图避开国民党军队的猛烈追击，由此引发了双方的激烈争论。

王稼祥对毛泽东的主张给予了坚定不移的支持。在1935年6月的中共中央两河口会议上，他明确表态：“我们必须进军川陕甘广大地区。”然而，张国焘却以兵力为筹码，一面故意拖延，一面向中央索求权力。中共中央为了顾全大局，对张国焘展开了不懈的说服与挽回工作，这其中王稼祥也倾注了极大的努力。即便身体抱恙，他仍不顾个人病痛，与张国焘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交谈，耐心地劝说他，促使他从全党的整体利益出发，坚决执行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然而，张国焘固执己见，其行为已演变为企图分裂党、威胁党中央的严重局面。对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展开了一场坚决的斗争。1935年9月，北上红军抵达俄界，中央政治局随即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在俄界会议上，王稼祥再次明确表达了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北上路线的支持，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一方，对于平息张国焘分裂党的闹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有力地维护了毛泽东刚刚确立、尚不稳定的核心领导地位。

1937年盛夏，王稼祥赴莫斯科接受治疗，健康状况得到显著改善。治愈之后，他随即投身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之中。此图为王稼祥在莫斯科的珍贵瞬间。

六届六中全会关键传达

长征胜利告捷后，王稼祥随中共中央主力部队抵达陕北。尽管他因战伤身体孱弱，但他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坚持不懈地履行着分内职责。1936年秋，党中央决定派遣王稼祥赴苏联治疗。虽然他暂时离开了中央领导核心，但这趟苏联之行，他肩负着接替王明、康生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重任，为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前夕的关键信息传递，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历经波折，王稼祥于1937年7月抵达莫斯科，正值七七事变爆发之际。尽管身处苏联，王稼祥始终牵挂着国内形势，他深刻认识到“中央关于团结一心、共御外敌、构建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不仅是必要的，更是完全正确的”。

即便身处异域他乡，我依然坚定不移地拥护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制定的正确方针。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大约在九月，随着王明、康生准备返回祖国，共产国际希望留下一位精通俄文的中国同志留在苏联。因此，王稼祥同志开始投身于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他向王明同志表达了自己急于寻找接替者，以便尽快返回国内工作的意愿。

尽管王稼祥在共产国际的任职期间并不算长，但他的工作成果显著。他主动向共产国际传递我国内地的最新动态，尤其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制定的正确方针和路线。这对于赢得共产国际的支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7年岁末，王明肩负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指示，即要求“竭尽全力巩固国民党蒋介石长期抗日的意志”，携带着这柄自认为的“尚方宝剑”从苏联返回祖国。在他归国后的短短十余天里，即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局会议——十二月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他对党中央当时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力主“一切行动都应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决策都应服务于抗日救亡”。

他对毛泽东所倡导的持久战策略、独立自主原则等核心观点予以驳斥，并轻视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战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意义”。王明声称这些立场系共产国际的指令，一时之间，这种观点影响了与会者的思考。会议结束后，王明前往武汉，未经批准便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宣言，并按照个人意愿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对党中央的权威构成了严重挑战。

1938年三月，在政治局会议落幕之际，任弼时遵照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派遣，踏上了前往苏联的征程。抵达后，他与早已在苏联的王稼祥进行了深入交流，并迅速意识到，在坚定支持和维护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这一关键问题上，两人持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任弼时随即向共产国际提交了详尽报告，并进行了口头阐述，全面介绍了中国革命的现状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方针和路线。

在研讨任弼时的报告之际，王稼祥亦发表见解，重点阐述了统一战线议题。任弼时与王稼祥的不懈努力，促使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的认识，并明确作出决议，支持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坚持的正确路线。此后，任弼时留驻苏联，而在七八月间，王稼祥肩负共产国际最新指示，重返延安。

1938年9月14日，王稼祥于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及季米特洛夫的见解。此次会议上，他呈现了《国际指示报告》。

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为筹备即将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局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高度赞扬，强调“中共在面临复杂环境与重重困难之际，真正将马列主义付诸实践”。

季米特洛夫还指出：“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并强调了领导机关中要团结，从根本上否定了王明回国以来一系列行为的所谓依据。随后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重新肯定了抗战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消除了王明右倾错误在党内特别是在党的高层中的消极影响。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说“六中全会关乎中国的命运。”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六中全会的重要地位。至此，毛泽东同志的核心地位更加巩固，其政治领袖的地位也日益坚实。

毛泽东思想贡献显著。

王稼祥在毛泽东思想的孕育、发展以及最终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其贡献无可比拟。

首先，他首度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初步的阐释。至于对“毛泽东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则是在党的七大上由刘少奇完成的。而王稼祥则是党内在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并作出较为精准阐释的人。他的这一开创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以及其成为党的指导思想，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1943年农历六月下旬的一个午后，毛泽东访问了王稼祥的居所，并委托他撰写一篇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的文章。面对毛泽东的询问，王稼祥请教具体要求，毛泽东回应道：“不妨从总结经验出发，并对党内当前思想上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自此，在接下来的整整一周里，王稼祥尽管身体抱恙，仍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完成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该文随后刊登于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正是在这篇作品中，首次正式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的概念。文中明确指出，无论是对过去的回顾还是对未来的展望，中华民族走向解放的正确道路，即是毛泽东所指引的道路，即毛泽东思想。

同时，文章着重强调“毛泽东思想即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王稼祥不仅提出了这一科学的概念，而且在文中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与分析。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框架内，结合中国具体的现实经验，经过党内外的复杂斗争而逐步形成的。他进一步阐明，毛泽东思想并非简单的教条主义或盲目照搬书本理论，而是创造性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土化诠释与发展。

他深入剖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并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精准的定位。在文章中，他详尽地探讨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实践与理论基础。他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一方面源于与国内外敌人的激烈斗争，另一方面则是在与“党内错误思想的斗争”中逐步确立。他列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22年间的诸多内外部斗争，以此有力地论证了毛泽东思想是在斗争的洗礼中茁壮成长的观点。

在理论层面，他阐述道：“毛泽东思想，实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为进一步佐证，他引用了俄国革命的实例。文章结尾处，王稼祥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堪称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民族解放与共产主义胜利的关键保障”。此外，文章还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其中将毛泽东尊称为“英明领袖”，并对自党的一大以来毛泽东所取得的显著成就进行了详尽的列举。

1938 年9月至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图为六中全会主席团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陈绍禹(王明);后排左起：陈云、秦邦宪（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和张闻天。

在党的建设领域，王稼祥早在1932年便提出“党的领导必须体现在群众中实现党的主张”。这实质上意味着，在提升党的威信的同时，还需吸引群众加入到党的行列，使其支持并贯彻党的路线。王稼祥特别批评了党包揽一切的做法，并鲜明地强调了党的政治领导地位。

王稼祥特别强调了党员教育的重要地位，他明确指出：“教育应被置于首要位置”，“党员必须接受教育，以忠诚于党、忠诚于无产阶级，从而忠诚于民族。同时，他们还需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致力于学习马列主义。”他认为，这是巩固和推进共产党事业的关键途径。基于实际情况，他主张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并强调必须“采用多种形式，开展系统而有序的教育活动”。

引人注目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王稼祥不仅主持或参与了若干关乎党的建设的关键文件起草工作，诸如1939年颁布的《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941年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及1942年的《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决定》等，而且在军事领域，他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军队中的长期重要领导者，对军队政治工作有着一系列深刻论述，这些论述亦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例如，早在1934年，他就提出了颇具洞察力的观点：“为了加强红军的力量，政治工作的改进势在必行。”“政治工作，正是我们红军的生命之泉。”在统一战线理论方面，王稼祥同样做出了卓越贡献。1937年6月，在前往苏联疗养的途中，他特意给中央领导同志撰写了一封长信，深入阐述了自己对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见解，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此后，无论是在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还是回到延安，他在统一战线领域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为党中央统一战线理论的发展贡献了积极力量。

王稼祥与红军政工干部同行

总体而言，王稼祥在确立与巩固毛泽东同志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尤为关键，这充分展现了他卓越的历史功勋。